若干年后，当李唐帝国的天空忽然升起武周王朝的日月，当几千年来一贯由男人统治的江山忽然被胭脂红粉所主宰，女皇武曌的家世出身自然成了大周臣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女皇武曌是并州文水人，其父武士彟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可谓官尊爵显、位高权重，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女皇之父武士彟早年其实是一个地位卑下的木材商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商人就是四等公民、社会末流。即便你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在当权者面前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农民兄弟的腰杆都可能挺得比你直。因为他们身后有一条永远开放的上升之阶。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说农民出身的人只要肯付出努力寒窗苦读，就有可能一朝翻身光宗耀祖，可这样的机会商人却没有，因为科举考场的大门永远都向“铜臭满身”的工商从业者关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歧视商业的官本位社会中，财大者未必就能气粗。
青年时代的武士彟就感觉自己的气一点都粗不起来。虽说趁着隋炀帝大兴土木、营建东京之机发了一笔横财，腰包里沉甸甸的，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权、颐指气使的官老爷面前，来自并州的木材商人武士彟也只有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分。
这个心结也许就是武士彟后来弃商从政的诱因之一。
做生意的人都善于交结应酬，这一点武士彟自然不会例外。他之所以能快速致富，原因就是攀上了当时朝廷的“四贵”之一——观王杨雄，而杨雄的弟弟就是主管东京营建工程的副使——纳言（宰相）杨达。（这个杨达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外公。当然，那时候的武士彟还不知道十几年后自己会娶杨达的女儿为继室。）
武士彟虽然通过杨氏兄弟的关系在洛阳营建工程中大发其财，但是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却没有及时巴结（也可能是手段不够硬，没巴结上），这个人就是东京营建工程的主使——尚书令（第一宰相）杨素。武士彟得罪杨素的具体原因史书无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杨素对这个姓武的木材贩子非常不爽。所以，当武士彟忘情地奔走于并州林场与东京官场之间，其财富也随着拔地而起的洛阳宫阙而节节看涨之时，杨素就已经在暗中给武士彟罗织了一些罪名，一意要置他于死地。
危急时刻，武士彟此前打造的权力保护伞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朝权贵杨雄等人积极出面营护，总算帮他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
许多年后，一贯快意恩仇的女皇武曌替自己的父亲出了这口恶气。她颁下一道敕书，下令杨素一族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能担任京官。表面理由是说什么杨素为臣不忠、对隋朝之亡负有重大责任云云，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女皇这么做分明就是有冤申冤、有仇报仇。
在权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武士彟一口气逃回了并州老家。惊魂甫定之余，武士彟不禁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自己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经营多年的生财之道也彻底断了——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武士彟知道自己必须进行职业转型，可他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转。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蛰居家乡的武士彟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绝佳时机。他略为思考之后，随即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弃商从戎。
他希望在乱世中建立军功、扬名立万，最后跻身政界，彻底摆脱地位卑下的商人角色！
武士彟花钱买了一个“鹰扬府队正”的低级军职，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耳熟能详——武士彟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这条乘风破浪的大船，从此咸鱼翻身，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太原首义元勋和李唐开国功臣，而且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最终跻身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华丽转身。
可是，武士彟出道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队正”，手下就管着区区五十号人，而太原留守李渊则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并且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双方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武士彟又是如何攀上这根高枝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士彟的发迹史比之八百多年前的邯郸巨富吕不韦以及一千多年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身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商业上的成功不仅让他们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且培养了他们长袖善舞的处世能力和精明务实的经营才能。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经验给了他们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也给了他们一种高度前瞻的风险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千千万万人中一眼就锁定那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回报的“奇货”，并且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出手、不惜代价地投资！
对于吕不韦而言，秦国公子嬴异人就是难值难遇的奇货；而对于武士彟来讲，太原留守李渊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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