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说，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
大乱之后，如何求治？
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那么此刻的大唐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纷争的黑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然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在位仅十余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的乱世深渊。
而此时此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的那样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抑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骄奢纵欲，穷兵黩武，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
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
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辩论。
话题由李世民提出。他说：“我朝承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理。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说：“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致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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