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力资源开发上,除了“用人如器”、善于对部属进行“性向测评”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李世民选拔人才的时候,从来不论门第,不论新故,不论华夷,不论士庶,而是看其品行才学是否出众,有没有一技之长,即所谓“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帝范》)。
在“门第”方面,无论是像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等出身高门世族的,还是像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出自寒门庶族的,李世民对他们皆一视同仁。此外,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偏重于任用关陇集团的后人,而到了贞观时期,山东(崤山以东)士族也大量进入政治高层。如崔敦礼,出身于博陵崔氏,“世为山东著姓”,历任左卫郎将、中书舍人等职,最后官至兵部尚书;卢承庆,源出范阳卢氏,后来也官至民部侍郎、兵部侍郎。
在“新故”方面,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原来都是典型的太子集团,算是李世民的头号政敌,可后来却成为他的股肱重臣;反而是一些秦王府的故旧,由于才学不足,能力有限,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重用他们。这些秦府旧人曾经跟房玄龄发牢骚,房玄龄向李世民反映,可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卷五)
在对待异族方面,李世民也根本没有“华夷之防”的狭隘观念,而是以“天下一家,不贱夷狄”的恢弘胸襟,大胆擢用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异族将领。如“以智勇闻”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九年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骑卫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妹衡阳公主;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与侯君集等人一同攻灭高昌,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此外如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铁勒族酋长契毖何力等人,也都先后被委以重任,为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在破格提拔民间人才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马周的擢用。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这对多数人来讲是件好事,因为谏言一旦得到皇帝采纳就有可能青云直上。可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却一筹莫展,急得抓耳挠腮。
这个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常何。
他是一介武夫,要论带兵打仗自然不在话下,可要叫他舞文弄墨实在是强人所难。正当常何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个门客自告奋勇,愿意替他草拟奏疏。常何大喜过望,当即命人笔墨伺候。只见这个门客提笔挥毫,片刻工夫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二十几条谏言。次日常何把奏疏呈了上去,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没想到太宗李世民看完奏疏,居然大为赞赏,立刻把常何叫进了宫,问他为何有这么大长进,几天不见文章就写得这么漂亮。
常何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说自己根本没这本事,奏疏是一个叫马周的门客代写的。
李世民一听就来了兴致,追问他马周的情况。
常何说,马周是博州茌平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先秦典籍。武德年间谋了一个博州助教的职务,可他却不以教书为意,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
李世民听完,意识到这个马周虽然表面上落拓不羁,却是一个腹有诗书、胸怀大志之人,当即命使者前去传召马周。
不知道是马周有意延宕,还是李世民心情过于迫切,总之那天李世民整整派出了四批使者,才把这个布衣马周请进了宫。《贞观政要》卷三:“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
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这是一个典型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史称他“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而“甚获当时之誉”。(《贞观政要》卷三)甚至连李世民都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旧唐书·马周传》)可见对他赏识和倚重的程度。
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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