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七月五日。萧何薨。
此时，曹参正在齐国当丞相。当他闻听萧何薨，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其舍人说道，赶快收拾行李，我要调回中央接班当相国了。果然不久，中央就派使者召回曹参，提他为汉朝新相国。
对于这一天，曹参等得太久了。一直以来，曹参和萧何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那就是当管家。级别相同，都是相国；待遇相同，都是二千石。略为不同的是，一个在中央，当的是刘邦的管家；一个在地方，当的是齐国刘肥的管家。当然了，中央听起来比地方两个字还是有些重量的。
这就是曹参一直对萧何耿耿于怀的地方。初，两人相继叛秦起义；再，两人各任其职，一个当文官，一个当武将；后，天下平定，刘邦却将萧何定义为功人，曹参为功狗。于是两人高低，泾渭分明。
须不知，刘邦这一划，犹如一条三八线，从此在曹参和萧何的心里都留下了阴影。于是，两人的友谊从此破灭。各奉各的主，各干各的活，奇怪的是他们互不斗嘴干架，亦不往来问候，大有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式。
其实多年来，两人在心底的深处还是互相认可和尊重的。萧何了解曹参，犹如曹参了解萧何一样。正因为如此，曹参调进中央之后，并没有对萧何的治国措施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反而是全盘保留，原封不动。
难道曹参是因为偷懒而不想和萧何过不去？
错矣。曹参这招就叫，黄老之学，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当然不是曹参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要想探究他的这个治国理论，还得追溯至他任齐相期间。那时，刘肥正当年富力强，他从老爹那里接过齐国这片全国最肥的土地后，整天就想出招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把这个光荣的使命交给了曹参。
治国就像盖楼一样，得先画好蓝图，才能动工。于是，曹参就把齐国的知识精英召集起来开会。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有没有一个既符合齐国国情，又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治国理念呢？
要回答曹参这个伟大的问题，还得请教高人。恰好，当时胶西就住着一位号称精通黄老之术的老家伙，不妨请来问问。于是，曹参派人担着厚礼前往贵地请高人。这个传说中的高人就叫盖公。盖公一见到曹参，首先提出了一套前卫的治国理论：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让百姓自行定安。
任何理论，不贵在动听漂亮和省事，而在于实用。老实说，盖公所言的黄老之术，还真的适合了当时齐国国情。不要说齐国，其推而广之，在整个汉朝初期都是实用的。
所谓黄老，是指黄帝和老子。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代表作品有《黄帝四经》。老子，则是先秦时期早于孔子出名的大哲学家，其代表作品有《道德经》。两人因阴阳之理及其他理论相似，于是被时人合称黄老。但必须指出的是，所谓黄老之学，它是诸子百家杂交的混合物，兼有道家、法家、儒家，甚至是墨家等而形成的全新思想，它和原本的道家已是两种面貌，不可同日而语。
在先秦时代，不管是老子，还是孔子，他们都深深地认为，真正的高人不是写书留世，而是述而不作。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这也就是说，可以说出来的道，可以说出来的思想和理念，都将不是永恒的。
于是，他们为了追求思想境界的永恒，让我们差点读不到他们的经典著作了。幸好，孔子的弟子利用记忆，写了与孔子的对话，名曰《论语》；老子刚是因为想出关，被守关人逼迫交易，才留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源头，皆出于这两本书。
在治国方面，儒道两家提出了不同理论。孔子认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混乱的春秋时局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办成功，也要努力坚持到最后。于是，后人把孔子这等执著的理想追求，称为积极入世。
老子则跟孔子唱反调道：无为，而无所不为。老子的本义是说，我什么都不做，等于我什么都做了。老子这话，如果不联系实践，肯定让人读来不知所云。春秋乱世，弱肉强食。当时，每个所谓有为的霸主，都想做一番利天下的大事。但是，天下要想得到太平，唯有以战止战。结果是，战争长年累月，百姓流离失所。不论是霸主，还是谋士，他们本想有为，却换得天下不得安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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