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联军依仗潼关天险与曹操的大军对峙,占据了地利上的优势。曹军强攻很难得手,曹操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沿黄河北上,从河东郡攻击敌军占领的冯翊郡,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曹丞相仍然不着急,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这样,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
在当前情况下相持,对曹军无疑有诸多不利,一方面敌人可以趁机完成集结,另一方面如果相持太久,自己一方后勤保障的压力就会增大,运粮通道一旦出了问题,粮草接济不上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出现。
事实上每天都有各部敌军开到,这方面的情报随时都会呈报到曹操这边来。听到这样的报告,曹操不仅不发愁,反而喜上眉梢(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
这场战役结束后,手下将领问曹操,当初为何听到敌兵纷纷开到时反而那么高兴。曹操回答:“关中地域广阔,如果各路敌兵依险据守,我们要征讨的话没有一两年不能完成。现在他们自己集中起来(今皆来集),人虽多,但缺少统一指挥,我们趁机一举歼灭,那不就容易多了,所以我感到高兴(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众将领恍然大悟,敢情丞相考虑的不仅是打赢眼前这一仗,他想得更长远。曹操上面这段话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应该是可信的。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这场潼关战役,似乎可以看到战争表象后面更深层的意义。
表面来看,曹操派钟繇出击张鲁,派曹仁移师河东郡增援钟繇,意外地导致了马超等人的反叛。但另一种可能性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曹操当初派钟繇出击张鲁根本就是虚晃一枪,目的是逼着关中诸将造反,从而彻底解决关中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当众将们提出在河东郡开辟第二战场时,曹操显得并不是太着急。将领们考虑的是此次战役的胜负,曹操考虑的则是战略问题。
但是从战役胜负的角度看,开辟第二战场无疑是化解目前被动局面的唯一方法。曹操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部署,但已悄悄派出一支四千人的队伍到达黄河上的渡口蒲阪津,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河东郡本地人徐晃以及朱灵。
潼关的位置大体在黄河拐弯处的南岸,要机动到蒲阪津,必须先从黄河南岸渡到黄河北岸,之后沿黄河东岸向北,大约行进三四十里就到了蒲阪县(今山西永济)。
徐晃、朱灵所部也许本身就驻扎在河东郡,这样他们的行动更带有突然性。关中联军居然没有在此设防,徐晃、朱灵率部顺利过了黄河,在黄河西岸扎下营寨,策应大部队的行动。
马超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一招吗?也不是。据《山阳公载记》记载,马超已经看出曹军分兵渡河的企图,他跟韩遂商量想分兵拒敌,在渭河北岸阻击敌人。马超认为只要与曹军实现对峙,不出二十天,曹军后勤供应必然出现困难,就会不战而自退(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
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对于远征军来说,后勤保障始终是薄弱环节,曹军虽然不至于连二十天的军粮都供应不上,但要对峙到几个月甚至更长,曹军确实会不战而退。后来曹操听说马超的这个主意,吃惊不小,他不由得感慨道:“马超这小子如果不死,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可是,韩遂不同意马超的意见,他认为应该速战速决,放手让曹军渡河,等到曹军渡到一半时,再发起反击,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
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所著兵书《吴子》里有一句“军半渡可击”,也就是待敌人渡河刚一半时是最佳攻击时机,其道理似乎谁都能理解。但是,战场上的事往往变化莫测,绝不能教条地看待问题,韩遂成为军事将领后,一定恶补了不少兵书,但对于将教课书上的内容融会贯通于实践之中,火候还很不够。
韩遂打定主意在潼关这里等曹军“半渡”,结果让徐晃、朱灵钻了空子,当他们在黄河西岸站住了脚,曹操便突然率主力由潼关向北移动,也要北渡黄河。接到报告,马超这一回真急了,他不再跟韩遂商量,带着自己的人马火速追击过来。
这时候,曹军大部分人马已经渡过了黄河,马超所部杀了过来。
马超的嫡系是关中联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三国志许褚传》里说他们有一万来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他们擅长使长矛,不仅把长矛作为手持武器使用,必要时还可以把长矛像标枪一样抛出,杀伤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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