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打跑了刘备，也不敢在徐州多停留，立即率大军回防。对于徐州他这次不敢怠慢，把刚刚被任命为冀州牧的董昭调过来，改任徐州牧，替他主持徐州方面的事务。
在处理危机、果断应对突发事件方面，董昭有过人之处，他也是曹操可以完全信任的人，现在的徐州由董昭来主持再合适不过了。
曹操嘴上说袁绍优柔寡断，但心里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担心。袁绍虽然不足成大事，但他手下难保不会冒出几个明白人，如果把袁绍点拨醒了，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曹操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据《三国志》记载，就在曹军闪击徐州的同时，袁绍的主要谋士之一田丰就跑去力劝袁绍抓住机会袭击许县。但是袁绍没有采纳，对田丰的建议他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就是没有行动。他的理由很奇怪，他说儿子有病，等等看（绍辞以子疾）。
袁绍一共有几个儿子，具体人数不详，但至少有三个，除担任青州刺史的袁谭外，次子叫袁熙，三子叫袁尚。本来袁谭应该是继承人，但袁尚长得最好看（貌美），袁绍和正妻刘氏都喜欢三子袁尚，所以袁家的继承人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下来。
袁绍消灭公孙瓒后，任命这三个儿子以及外甥高干各负责一州，袁谭为青州刺史，袁熙为幽州刺史，袁尚为兖州刺史，高干为并州刺史。袁绍的想法是，给这几个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看看他们的才能谁更强。
此举明摆着是要推翻袁谭嫡长子的地位，为立袁尚做铺垫。对此，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沮授说：“一个兔子跑到街上，就会有许多人追他，有一个人把它捕住了，想逮它的人就会住手，因为这只兔子已经有主人了。希望您能看一看前人失败的教训，想一想逐兔分定的含义。”但是袁绍不听，沮授大失所望，说：“大祸就要从这里开始了（祸其始此乎）！”
沮授为什么会危言耸听？因为在一般人的心里，嫡长子继承制是乱不得的，不管老大多么笨、多么傻，都轻易不能另立他人，否则就会引起混乱。这种混乱，如果放在普通百姓家里，顶多也就是摔几个碗、砸几口锅的事，但在君王和诸侯家里，就足以引起时局的动荡。
袁绍事实上已经是一方诸侯，因而他的家事已不再是普通的家事，而与这几个州、数百万人口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沮授才会那么着急。可惜的是，袁绍看不到这一点，还以为家事就是自己家的事，与别人无关。
袁绍打破常规的举动果然在部下中造成了混乱，审配、逢纪等人看到袁绍偏爱袁尚，开始聚拢到袁尚周围，而辛评、郭图支持袁谭。袁绍阵营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一个集团里这样的派系一旦形成，就会把派系的利益凌驾于集团整体利益之上，不惜牺牲集团的利益以换取少数人的利益，历史上很多有前途的集团都是这样走向覆灭的。
田丰建议袁绍抓住机会南下，这虽然是一个高明的谋略，但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袁绍又以儿子有病为借口把田丰的建议搁置了。田丰很生气，他用手杖敲着地说：“这么好的机会，却因为小儿子生病而失去了，真可惜呀！”
上面是《三国志》的记载，在其它史书中还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献帝纪》一书称，袁绍很快发起了向南面的进攻，在出师前袁绍集团内部还进行了一次激烈讨论。袁绍的主要谋士旗帜鲜明地分成了鹰派与鸽派两个阵营，鸽派的首领正是上面积极请战的田丰。
《献帝纪》称沮授和田丰都反对袁绍出兵，他们认为连年征战，百姓已经苦不堪言，现在应该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可以用三年时间而不是妄图通过一场战争来打垮敌人（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他们的看法遭到鹰派代表人物审配、郭图等人的反对，鹰派认为现在正是最佳的战略机遇，机会稍纵即逝，不能慢慢拖着，应该一举击败曹操，否则等曹操势力更加壮大收拾他就难了。
沮授反驳道：“救乱诛暴是义兵，恃众凭强是骄兵，骄傲的军队最先失败。曹操迎奉天子，定都许县，现在率兵攻打他是为不义。曹操推行法令，训练军队，情况跟公孙瓒完全不一样。现在发动没有理由的战争，而放弃最安全可靠的策略，我真感到担心。”
沮授搬出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论题，其实扯得有点远了，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在现实局面下却显得苍白空洞。沮授和田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的是冀州本土人士普遍的观点，本土派都不希望打，就像当年兖州人不支持曹操打徐州一样。而审配、郭图这些外来户普遍赞成打，他们心里默念的就是打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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