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说,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更为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张角和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但问题是,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离“双甲子”还有三四个月,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时间充裕一点,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长梦多。

暴动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各部行动、保证命令畅通已经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甚至还发布了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洛阳城里的小孩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也时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

事后来看,这可是一大败笔。

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叫唐周,济南国人,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光和七年(184年)刚过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整个起义计划暴露。

有人遗憾地说,黄巾大起义都毁在这个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这个叛徒,起义的结果就会两样。问题是,如果没有唐周,张角、马元义他们就一定能于当年的三月五日这一天顺利发动起义吗?

其实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为东汉王朝强大到不能推翻,事实上东汉王朝已经很虚弱,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只要组织得当,推翻起来应该不难。问题在于,起义军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保证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刘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对马元义等骨干分子实施秘密抓捕。马元义被抓,处以车裂之刑。

然后灵帝清查太平道的徒众,他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达三公府、司隶校尉,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诛杀。根据侦察到的线索,灵帝要求各州郡同时搜捕张角等太平道骨干人员。

起义军只好仓促起事,正史记载他们“杀人以祠天”。之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在冀州正式起义。起义军个个头戴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但在官府下达的通缉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虽然动作仓促了点,但一开始仍然很顺手。黄巾军所过郡县,“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东汉的地方政权如此不堪一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起义军深得民心,有长期准备,来势很猛,另一方面是东汉国家军制特点造成的。

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全国主要军力集中于南军、北军两大块。南军负责四方征战,是野战部队,北军即前面介绍过的北军五营,驻扎在洛阳附近,负责京师的防卫。北军之外,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如卫尉、虎贲、羽林等,性质与北军差不多。

这些都是中央军。除此之外,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即州郡不能典兵。郡、县以下虽设有都尉等职,如曹操曾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属于警察部队,而非正规军。

国家遇有事情怎么办?这项任务基本上都交给了南军。南军是一支常备部队,也是精锐之师,但不幸的事,此时此刻,这支武装力量却指望不上。

数十年来,南军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在西部,帝国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进不可全胜,退不得脱身。在北部,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但新崛起的乌桓和鲜卑,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不逊,你来我往陷入胶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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