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邸。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在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都在大相国寺留下过墨宝。在当时，这里也是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名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已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除了佛教圣地的身份，大相国寺还演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由于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清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东京的相国寺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老家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而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后，害怕朝中鱼朝恩等专权宦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在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赟、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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