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祷词写在下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汉更始元年（公元二十三年）十月，洛阳。刘秀的处境相当不妙，他的债无法免去，他遇见的试探无处不在，而又有谁能救他脱离凶恶？
刘秀所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祈祷而已。
洛阳城中，血光正在酝酿，朱鲔等人已经为他伏下刀枪。这不仅是他的预感，更有刘赐的提醒为证。倘若他只想保命，事情倒也简单，大不了改换姓名，亡命他乡，万人海中一身藏，从此山林中多了一位萧索的隐士，又或者村庄里多了一位卑微的农夫，而世间不再有刘秀刘文叔。然而，像这样一躲，他虽然能活下去，却无异于已经死了，他的仇恨、雄心，包括与阴丽华的婚姻，随着这一躲，将从此无声饮恨，化为无人过问的小径，荒草长满，抱憾残生。
因此，他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活下去。他的确要远离洛阳，躲离朱鲔等人的魔掌，但绝不能以逃亡的方式，而必须以汉朝官员的身份堂堂正正地离开，外放到一个天高皇帝远、可以积攒实力的地方。
而就汉朝更始政府而言，尽管王莽的新朝已经覆灭，但天下并不太平，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州郡并未正式纳入帝国的版图，因此也就需要大量的外放官员，前往这些州郡进行安抚招降。
更始政府中的当权派——出身绿林军和南阳豪杰的那些高级将领们，没有人愿意外放，他们明白，很快就要大赏功臣，瓜分胜利果实，在此关键时刻，他们都争着要留在皇帝刘玄身边，盯紧自己该得的那份封赏。因此，安抚州郡的任务，很自然地便落在了一批低级官吏的头上。
在众多尚未归顺朝廷的州郡之中，河北地区是一个例外。所谓河北，在当时泛指黄河以北，地域涵盖今之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其余州郡，即使派一个不得力的低级官吏去，也可以传檄而定。然而在河北，局面却远非如此轻易。
河北地区乃战国时代的燕赵故地，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士，民风强悍，野心家众多，而此时的河北，更是流民武装滋盛。城头子路、刁子都众十余万人，流窜黄河、济水之间；铜马众达数十万，流窜于清阳；尤来、五幡流窜于山阳、射犬；再加上各郡县豪杰的半割据武装，要想彻底安定河北，难度可想而知。而这也就决定了，朝廷派往河北的人选，不仅级别要够高，而且必须才干非凡。
在绿林军和南阳豪杰之中，无人愿意接过河北这只烫手山芋。皇帝刘玄也想趁机培植自己的势力，打算派一名刘氏子弟前往，问计于大司徒刘赐。刘赐有意成全刘秀，于是答道：“刘氏子弟，只有刘秀可用。”
刘玄再问大司马朱鲔：“寡人欲遣刘秀前往河北，大司马意下如何？”朱鲔一票否决，道：“刘秀一到河北，必然谋反。”刘玄闻言，心中狐疑不安，再不提起这茬儿。
初，刘秀听说刘玄有意派遣自己前往河北，暗中大喜，河北正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外放之地，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一旦能收归己有，足以争霸天下。然而，朝廷任命却久久不下，刘秀不免忐忑不安，向刘赐一打听，乃知朱鲔从中作梗，心中大恨。刘赐安慰刘秀道：“为今之计，当求告左丞相曹竟。”
曹竟，河北山阳人，儒生出身，汉朝旧吏，王莽篡汉之后，曹竟辞官归乡，拒食新朝俸禄，由此以忠义闻名天下。刘玄定都洛阳之后，征召曹竟入朝，拜为左丞相，以表劝忠良，号召天下。和刘赐相比，曹竟不仅资历更深，威望更高，而且不带派系色彩，由他出面替刘秀做说客，的确再合适不过。
刘秀官居司隶校尉，兼有洛阳房管局局长之权，当即批下条子，重贿曹竟豪宅一处。曹竟大怒，斥刘秀道：“小子无状！行此官场恶习！有事说来，老夫可为则为。老夫若不可为，纵贿我万金，终不可为。”刘秀大惭，当即以愿平定河北相告。曹竟这才转怒为喜，熟视刘秀，道：“文叔昆阳一战，诚天下之奇迹。遍观满朝上下，堪能平定河北
曹竟见刘玄，道：“陛下可知臣之姓由何而来？”刘玄摇头道：“不知。”曹竟道：“当年，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建立曹国，其后人便以曹为姓，曹姓从此而来。”
刘玄书虽念得少，却也看出曹竟绝非专为给他补习历史课而来，于是说道：“老丞相有话直讲，不必绕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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