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2年4月1日，为了打击国内不利于自己的舆论，为了保住若敖氏在四大家族中的领导地位，为了给招招领先自己的文公一点颜色看看，楚帅成得臣不顾楚王的反对，率领楚、郑、许、陈、蔡五国联军，气势汹汹如暴风骤雨般一路北上，寻找晋军主力决战，双方在曹都陶丘附近摆开阵势，战争一触即发。
晋文公把他的一干文臣武将统统找了来，说道：“同志们，等了好几个月，我们终于要和楚军正面决战了，下面的每一步，都十分关键，一子错，满盘皆输啊！好了，明白了重要性，大家开始分组讨论吧！”
大家唧唧喳喳开始讨论起来，只有狐偃满腹心事地站在一旁，欲言又止。
文公发现了狐偃的异样，便问他道：“子犯有什么想法，但说无妨！”
狐偃回答说：“主公还记得从前跟楚王说过的话吗：‘一旦晋、楚两国开战，在中原相遇，那我军就退避三舍，以报君恩’，现在晋楚交战，应该是我们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大家正讨论得不亦乐乎，突然听到狐偃提起这番往事，纷纷发言道：“不行不行，以一国之君而退让于楚臣，外人一定会以为主公是怕了他们呢！这要是传了出去，咱们什么面子都没了！何况楚军连夜从宋地赶来，疲惫不堪，正是攻击他们的大好机会，我们凭什么要退走？”
狐偃见大家都反对，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一番经典的“理直气壮”论：“大家不要急嘛，且听我慢慢解释。行军作战，讲究的是士气，所谓理直气壮，有理再疲惫气都壮，无理再精神气都衰。我军退避三舍，实践诺言，是为守礼而有道，则我军理直；楚军若追，以臣犯君，是为悖理而无道，则楚军理屈；以有理战无理，以气壮战气衰，则我军必胜矣。”
有人还是反对：“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先动有夺人之心，先发制人才能取胜，哪有没开打就撤退的，万一退乱了阵脚，被楚军追在后面踢屁股，输了算谁的！仁义礼信，统统都是狗屁！你还记得当年泓水一役宋襄公是怎么被楚军打败的吗，难道我们还要重蹈他的覆辙？”
正在大家争论不休，差点要打起来的时候，文公最后拍板了：“不要再争了，子犯说得对，寡人既然从前不失信于原邑百姓，今日又怎可失信于楚君，传令下去，大军后撤九十里，一里都不能少！”
主公发话了，大家只好停止争吵，奉令撤退。现在问题来了，晋文公为了什么要撤退，难道他真的像宋襄公一样因为仁义而放弃战机吗，难道他真的不怕楚军乘势追击而占得先手吗？当然不是这样，晋文公的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的报恩，所谓的仁义，只不过他借以提升士气取信诸侯的方法，在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隐藏着精彩的谋略和可怕的杀机。
一、战略考量。这次撤退并不是战败后的逃命，而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战略转移，楚军刚刚赶到陶丘，根本不可能预想到晋军会撤退，所以也不可能及时展开追击，再说春秋时代中国还未有大量骑兵的出现，所以晋文公根本不怕楚军的追击。
二、天时考量。这个时候还不是和楚军决战的最好时机，适时晋军尚未和齐、秦等盟军会合，兵力处于劣势，和楚军的优势兵力决战并无必胜把握，所以必须战略后撤，以便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以逸待劳再跟楚军决战。
三、地利考量。陶丘并不是与楚军决战的最好地点，此处远离晋国本土，并且还一度是楚军盟友曹国的地盘，现在曹国虽然已被自己控制，但亲楚势力尚存，其中难保没有楚军的奸细，万一自己战事不利，到时这些人倒打一耙，趁机捣乱就糟了，所以必须后撤到更加接近晋国本土的地方，不但可以减少不安定因素，缩短物资补给，万一战事不利，本土还可以随时增援。相反楚军则深入到远离楚国本土的晋齐鲁宋列国势力包围之中，万一战败，逃无可逃，楚王想救都救不了了。
四、人和考量。楚军虽然刚从陶丘赶来，疲惫不堪，但由于兵力占优，所以士气并未下降多少，晋军如果贸然攻击，一定会遭到楚军强大的抵抗，所以必须战略后撤，引诱楚军追击，以继续消耗楚军士兵的体力，降低对方的士气。而文公事先就声明自己的后撤是为了实践当初的诺言，这个声明将大大激励晋军的士气，此长彼消之下，双方优劣立判。
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晋文公能够称霸并不是偶然的，他的所谓仁义，不过是为了取得军事目的而采取的心理战，而宋襄公则是为了仁义而仁义，根本没有军事头脑。所以，文公和死守仁义的迂腐宋襄公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他最终能定霸中原而宋襄公只能郁郁而终的最大原因。
却说楚军刚安下营寨，突然听说晋军后撤了，都十分开心：“太好了，晋军怕了我们撤退了，我们不用打仗了！”
成得臣说：“谁说不用打了，你们给我追！”
楚将斗勃说：“晋侯以君避臣，已经给了我们天大的面子了，我们不如见好就收吧！”根据春秋时的军礼，一方是国君亲临战场，另一方是以臣子做统帅的话，一旦国君退避，为人臣者是不能追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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