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种师道进城之时，正是主和的大臣们愁眉不展，如丧考妣之日。他们认为西军之来，特别是统帅种师道、大将姚平仲等入城，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要破坏和议，从他们手里劫取一场富贵而已。
他们非要给种师道来个下马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种师道刚从肩舆下来，走进政事堂，坐席未暖，李邦彦已将敕旨一道付与他观看。敕书上写得明白：“金人和议已定，再敢言战者朕必重责之。”
敕书倒也不假。日前郑望之、李棁等带回斡离不的“事目”，渊圣认为和议有望，在李邦彦的怂恿下，糊里糊涂地下了这道敕书。后来李纲战胜，形势好转，而金人要求的金银又开价太大，实在无法凑齐，渊圣的意思又改变了，转而主战，一再命令李邦彦缴上这道敕书。李邦彦拒不从命，视敕书为法宝，拿来压制主战派。
敕书虽然不假，老练的种师道却不会轻易就被吓倒。他和李纲在城厢交谈了一回，后来又与统制官吴革略谈数语，对朝廷内主战、主和两大派的情况已了然于胸，心中先有了一个底。后来李邦彦、李纲引导他陛见渊圣时，他明确表示道：“京城周围八十里，金人充其量不过十万人，如何围得拢来？京城高数十丈，民兵百万，金入如何攻得破？我若于城上扎寨，城下严拒守，以待续来的勤王之师，不过旬日，大军云集，虏自困矣！”
种师道要言不烦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双方的兵力后，就在官家面前发出了豪言壮语说：“臣在此，陛下不须忧也！”这大大地安了渊圣的心。
过去几天中，渊圣虽也逐渐倾向于战，但在主战、备战的同时又不敢废和。金银仍然在“簇合”中，金人催促“犒设”的使者仍在朝堂责难、咆哮，金银“簇合”得积有一定成数时就陆续往金营送去。双方信使往来不绝。在渊圣的主观想象中，主战仍不废议和，以备万一战败时，还可以留条后路与金人妥协，却不知道正因为朝廷尚在谋和，战志不坚，蛊惑了人心，反而会导致战守的失利。渊圣的脚踏两头船正好反映他对战胜的信心不足。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主和的宰相、内侍、宫人们日夕在他耳朵边聒噪，时作耸人听闻的危言，使他六神无主；一方面也因为京师的防御力量薄弱，李纲忠义有余，毕竟缺少战争经验，心里不太踏实。如今有了种师道这根拄心骨儿，又有了七万勤王军成为他的王牌，他的胆子壮起来了，决定要停送金银，开城一战，当殿就拜种师道为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派姚平仲为宣抚使司都统制。一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使司统属，俟机出击。除拜之际，还向种师道明确表示：“破贼之事，朕一以委卿！”这句话说得亮堂堂地十分威势，不象过去那样唧唧哝哝，吞吞吐吐。这是渊圣支持主战派最积极的表现。
有了这样的硬后台，种师道才能放手办事。他回到政事堂，即与李纲、李邦彦、折彦质、姚平仲等几个人共议战守大计。
李纲、姚平仲的主战立场，自不待言。折彦质也是新任的签书枢密院事，他是文官化了的将门之子，是个随风而倒的典型官僚，但他曾做过种师道的幕僚，渊圣让他签书枢密院，目的就是要他协助种师道办理战守之事，而此时又是主战派占尽优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战派。在这场四比一的争辩中，公开主和的宰相李邦彦被主战派痛击得体无完肤。
种师道一上来就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他说：“种某向在西陲，不知京城如此高坚，备御绰乎有余。不知公等当初为何这等急急要与金人议和？”
“国家无兵，”李邦彦回答得十分勉强，“不得已才与之讲和。”
“凡战与守，自是两码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百姓虽不能战，如稍加训练，上城守御，有何不可？只怕粮食匮乏，倘使粮食有余，京师百万人民都可团结守城，怎能说国家无兵？”
“有兵无粮，也是枉然。”这是李邦彦的一句遁词。
对京师兵马钱粮的数据已大概了解的李纲立刻反驳道：“京师存粮、尚可支数年，并无匮乏之虞！何来无粮之说？”
种师道又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论据道：“种某进城前，曾剖开一具金兵的尸体，看见他腹内并无粗细粮食，只用饲马的黑豆充饥。一人如此，全军可知。谅他金军已经缺稂，岂能在城下旷日持久？李太宰如此要紧与金议和，对他兵马钱粮之事难道一无所知？”
“这个……李某倒不知道。”李邦彦又期期艾艾地回答不出来。
“前日金使来催犒赏，金银不急，倒急着要牛马羊豕各万头，立时送去。折某当时也想着金军缺粮。”当时折彦质并未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此时都说得振振有词，表明他的先见之明。
种师道趁机嘲笑道；“折参谋想到的事，李太宰身为百僚之长，怎见不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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