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三安抚”之一的刘鞈与其他二安抚蔡靖、张孝纯一样都是干练的官员，他们基本上不依傍权门，或者出于权门的泥污而不染，或者还有勇气来和权贵们对抗。他们都希望做出一番事业，将来好在青史中留下个好名声。如果他们不是命运多舛，生丁末造，而生在太宗、仁宗的太平盛世，雍容华贵地当一名侍从宰执，或者既愚且鲁，无灾无难地做到公卿，将来分别列入《国史》中的《名臣》、《循良》、《文学》、《儒林》等列传中都是不成问题的。
可惜命运偏偏与他们作对，偏要在那多事之秋的宣和末季，把他们当作“边才”来使用，出任边境的地方长官。地方长官与政府宰执不同，后者登庸了几个月，施政不善，受到攻击，还可以引退，顶多不过是声名扫地。地方长官原则上是不许逃跑的，有了危险，谁肯来顶你的火坑？他们损失的不仅是名节声誉，还要赔上自己和家属的生命财产。边境地方长官是一块试宝石，到了盘根错节的时候，所有长官的才干、操守、道德、品行都要放到这块试金石上去磨一磨，到底是真金还是一块冒牌的黄铜？终究要见出分晓。
宋、金战争发生了才不过一个多月，蔡靖的原形已经毕露。粘罕围攻太原之战犹在持续进行，使张孝纯受到严峻的考验。现在要轮到刘鞈来受考验了。
三安抚中的“边才”，毕竟要推刘鞈。蔡靖根本没有军事方面的经历，也没有出任过边帅，要他出任燕山路安抚使控制郭药师，本来就是件阴差阳错的事，一个历史的误会。张孝纯也没有军事方面的资历，他的“边才”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面上突然冒出来的。不过目前太原保卫战的确打得有声有色，集合粘罕、娄室、银术可等许多名将的金朝西路军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气得粘罕眼中金星乱冒，一再发誓，非要在几天之内攻下城池不可！是张孝纯的“才”，还是他的“运”？因为他有王禀这样的硬帮手，完全可以因人成事，或者是他的“才”和“运”兼而有之，才能造成如此辉煌的战果。由于围城中缺乏具体的史料记载可以考查，这些情况已经不太弄得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张孝纯确有一种“自我表现”的才，善于掩盖别人的“才”，因此张孝纯的“边才”、“将才”、“帅才”的声名才能洋溢于国中，成为一时的抗金英雄。
就中只有刘鞈才是真正的边才，他有多年于役西军的经历，在军中做了不少有益之事，还促成了与青唐羌领袖臧征扑哥的谈判，他把两个儿子都带到部队去经受锻炼。这些作为表明他决非郡些到军队中来混功名，混资格的文员可及。他是看到了异日天下多事，希望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将来可以出任艰巨，可算很早就有了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
第一次伐辽战争后，他在真定埋头苦干，训练了一支名为“敢战士”的部队。第二次伐辽战争中，“敢战士”已崭露头角。现在还有人记得那个“胆大妄为”的少年哨官，竟然巡哨到燕京城下，把一路所见的地形和辽军配备都画入地图，献给军部。那个姓岳名飞的军官就是刘鞈培养出来的一名“敢战士”，可惜后来退了伍，不知流落何处了。一一支军队只要有几个不平常的人物做出几件不平凡的事情，就能突出于其他许多并列的部队而取得好声名。
第二次伐辽战争以后，刘鞈进一步训练和扩大他的“敢战士”，由于他过去的好声名，由于童贯对他的信任，也由于真定路地处要冲，他的工作受到朝廷的支持。在事权上不受掣肘，在经费上充分拨支，二年多来，竟训练成二三万人的大部队，这就怪不得要引起童贯眼红，千方百计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去。
但是刘鞈心里明白，这支军队的数量虽然扩火了，质量却大大降低了，真正发生了战争，是否担负得起国防重任，就很成问题。原因也好象上面所说的情况一样，一支军队中只消有几个败类混迹其中，倚仗某种势力，破坏规章制度，带来不良风气，很快就会搅浑一缸水，使整个军队变质。
王渊无疑地是破坏这支军队的罪魁祸首，他有童贯这座靠山，也有较高的官衔，在军中可以为所欲为。刘鞈想通过他搞好与童贯的关系，结果反而变成童贯通过他来控制这吏军队。可悲的是刘鞈一手培植起来的李质也在变质了。这个出身农民，一向非常听话的军官执行他的命令，不折不扣，雷厉风行，在士兵中有相当威信。他一旦有了权势，就慢慢暴露出贪婪的本性，凡是属于他势力范围以内的东西，绝对不容别人染指，而他自己的手却可以伸进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后来甚至发展到安抚使司也变成他的势力范围。“贪将可使”，读史书有得的刘鞈，也可以闭上一只眼睛，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假使他还可以使用的话。但是中山之役，李质没见到敌人的面就望风先逃，还撒了一个并不高明、一戳即破的谎话。事实证明，这个人无可使用了，这才使刘鞈下了决心要请马扩来“提举四壁守御”之事。
马扩即事不久，就在军队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此，刘鞈是默许的。刘鞈虽然只授予马扩以“提举四壁守御”的权力，马扩却无时不在考虑出击金军，困扰斡离不后路的可能性。但无论战守或出击，都要依靠军队，如果军队的素质很差，根本无守御之力，那就更谈不到什么出击了，“提举”两字也变成虚话。因此刘鞈是支持马扩的改革的。
但是向来对马扩侧目而视的李质、王渊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主帅信任马扩，又在新朝廷上力保马扩“提举四壁守御”已使他们十分痛恨，何况马扩又把权力溢出于“守御”的范围之外，在军队中进行改革，居然侵犯进他们的老窝。这个他们岂能容忍？他们不断到刘鞈面前去告状诉苦，使得向来善于做调停工作的刘革台也感到难于措手。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马扩有一天发现王渊手下的一名军需官，在经办士兵伙食的帐顶下有贪污嫌疑。扣留查实后，予以革职棍责的处分。这件事本来就可以这样了结，不想这个军需官是李质的表兄弟，又是王渊的亲信，平日倚势横行，在军队中积有公愤。群众乘机揭发，有的说他贪污的何止伙食一项，历年干没的军饷为数不赀，否则哪来的钱在乡下买了数百亩好田，盖起五椽大屋？有的说他是王统领的铁算盘，三一三十一，二五添作十，给他的的搭搭一算，好处都归了上头，吃亏的就是弟兄们。还有人把他藏在伙食房里的一本黑帐簿提出来了，帐簿上清清楚楚地登上了他历年贪污的公款、军饷、军粮和杂项开支。这还不算，还有数字较大的几笔黑帐，下面明明注着“三划头”，“木字头”等叫人一看就明白的暗号。一经研同，他很快就招供出这些都是送李统领、王统领的礼。原来舞弊者心里也有一个想法：他贪污的数字不及王李的十分之一，万一事情闹穿了，王李还在台上，看了这笔帐，自己肚里明白，谅也不敢翻面无情，把事情全摊在他一人头上。如果王李也已下台，他可怜巴巴的一点数目，人家也不看在眼里。他只要反戈一击，尽输王李的情弊，说不定还要给他记上一功哩！
马扩处于嫌隙之地，主观上并不希望把事情扩大，但对于王、李侵吞公款，克扣士兵肥已自利的行为也感到非常气愤，再加上事件的本身已经公开化了，很难包得住。他不得已，携带了黑帐来向刘鞈汇报。
讲道德、讲正义、通读圣贤之书，绰有君子之风的刘鞈一看帐簿，就明白马扩汇报的句句都是实情，当场激起了一阵义愤，痛责王、李，特别是李质表面老实，不想背地里干了那么多鸡鸣狗盗的无耻勾当。这等人如何还配统带军队？谅他们也无面目来见俺。俺明日就上一道奏章，把他们两个一齐都参了，削职遣回。
刘鞈是个正面人物，君子的刘鞈就是他的正面，那是可以曝诸光天化日之下，质诸鬼神而无所愧怍的。可惜他还有一个侧面，凡是涉及到具体事务，特别涉及到与他本人利害有关的事务，那个“小人”的刘鞈就会悄悄地上场。这个小小的“小人”的刘鞈是正面人物的君子的刘鞈命里的磨蝎星，它一上场，就会把君子的刘鞈全部的努力化为乌有。
古代有这样一个道学家，每天做了一件好事，就把一颗赤豆放进“功过格”中的“功”栏，做了一件坏事，就把一颗乌豆放进“过”栏。据说几个月下来，他的身心净化，乌豆逐渐减少，终于全部“乌有”了。这种“速成君子法”，简便可行，花的成本又不很大，可以试试看。不过，好事、坏事并不完全以一比一的对等比例出现的，有时一颗乌豆可以把全部赤豆的颜色染得墨黑。它们还存在着质量高低以及互相转变等复杂的问题。这种计算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机械化了。
刘鞈慷慨一阵以后，当他要具体地考虑怎样来处理这件公案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小人”的刘鞈忽然又悄悄地登场了，它扰乱了他的平静的心境，加速了他的血液在脉管中的流速。他左思右想，一个一个顾虑接踵而至，使他难于作出决断，最后攒眉苦脸地说：
“贤侄，这件事可不太好办！你且把卷东留在这里。让老夫好好地想上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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