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马扩从太原来到真定，其真正的目的并非来执行童贯的乱命，而是为了想推行自己的一套秘密计划。
原在燕京周围活动的一支义军，在反辽和反金的战斗中都起过重要作用，杨可世袭燕之役，他们当过向导，金军入燕，久踞不归，后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是困于他们的游击战术，才被迫把彻底破坏了的燕京城交还给宋朝。
童贯、谭稹互为更迭，除了把这支义军中董庞儿所率的一部分人收编为宋朝的边防军队外，河北义军的主力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他们仍然集结在燕南诸山中，自行觅食。几个月来郭药师加强了对他们的压迫，义军遂渐南撤，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内已陆续撤至真定西北的山区中。马扩利用出差的机会，曾与义军诸头项多次争论，多次磋商，最后确定了归宋朝收编的方针，并接受他们的委托办理此事。
马扩两次与童贯谈到此事，童贯恐怕重蹈收编董庞儿受到金人责难的复辙——何况董庞儿名为边防军，也不太肯听宣抚司的调拨，表示不能考虑。此路不通，马扩才想到与真定路军政长官的安抚使刘鞈直接谈判收编事项。
义军方面提出下列条件：
1、义军全部编入真定路的地方部队，取得正式番号。
2、划给一部分防区。
3、按月支付粮饷军需。
按理说，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条件，只要刘鞈有几分收编的诚意，在具体问题上不会给他带来多少困难。问题在于这件事童贯已经反对过，现在再要进行起来，暂时非向童贯保密不可，而童贯派在真定路军民两政中的耳目甚多，这样收编人事，要完全瞒过他也不容易。
刘鞈为人固执，过去曾说过，董庞儿其人，既不忠于辽，安能顺于我？所谓义军也者，乃乱政之莠民耳。他对义军持有这样一种完全敌对的情绪，现在又要拖他落水，一起隐瞒童贯进行收编，这显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马扩看到，除非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彼此能够坦率地提出问题，交换看法，可譬以利害，晓以大义，让他明白收编一举乃国家大利之所在，也关系到真定一路的安危，这样才有希望谈得融洽。
偏偏到了十分需要刘鞈的交情的时候，马扩感到他们的交情十分不够，不仅不够，几乎已到了恩尽义断的程度。这为什么，他不明白。但他们过去确有很深的交情。这说来话长。
他们本来是世交，刘鞈是他父亲马政的挚友，刘鞈的两个儿子子羽、子翚从小就被他父亲带到西北军来“实习军事”。刘子羽、刘子翚和马扩、刘锡、刘锜兄弟们有好长的一段时期都在熙河军中盘桓过，他们当时都不过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处在十分好胜逞强的年龄，他们谈兵击剑，角逐骑射，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子羽有一次要处分一个犯了军规的士兵，与姚平仲争吵起来，闹得不可开交。子羽竟然跑到姚平仲的父亲熙河经略使姚古那里去告状。姚古护短，不肯发落，刘子羽一怒，就离开熙河军。这件事的本身很难说刘子羽、姚平仲二人哪个对，哪个错，但是姚古在军队中威福自恣，部队中对他很有意见。刘子羽居然敢于去批他的逆鳞，使许多人都有痛快之感。马扩与姚平仲也有很深的交情，但在感情上毋宁是偏向子羽的。以后子羽出任南方，他们多年通信中，彼此都不忘记要加上“地分南北，情犹骨肉”这两句话。
但是从第一次伐辽战争以来，他们的关系忽然发生了变化。当时马扩和刘鞈都在童贯的幕府中，马扩仍以前辈和父执之礼相敬，刘鞈却在许多场合中有意回避他，拒绝私人间的交往，有时则公开抨击马扩的主张，其措词之激烈，态度之粗暴，不亚于马扩的死对头王麟、贾评等人。
在童贯的幕僚中间，马扩早已习惯于受到这样的待遇，倒也见怪不怪。唯独这个过去与他关系十分亲密的刘鞈也对他采取这种敌对的、僵硬的态度，这使他非常心痛。他不由得深思起来，从头检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听泰山说过，有一回因辩论伐辽战争的得失，他与刘学士大吵了一场。难道刘阁学就为此与俺落了个生分吗？”
“非也！”马扩找出了一个理由，马上替他开脱，“伐辽得失，千秋自有公论，况且泰山和他争的也是公义，并非私愤。想那刘阁学通情达理，岂能因此迁怒于俺！”
“是那次雄州城下，因撤兵之议，发生争执，后来兵败城下，他受到童贯责备，因而耿耿于怀，迁怒于俺吗？”
“非也。那次争的也为的是公事。何况撤兵之际，耶律大石果然倾巢而出，纵兵追击，不出俺之所料。刘阁学岂能为自己护短？想刘学士更事已多，老成练达，更兼忠心为国，俺料他决非如此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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