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靖从三河前线驰回燕山时，心里也有点后悔此行是多此一举。
如果他提出主战，郭药师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如果他提出主守，郭药师偏要出战，他又有什么办法？现在主动权完全操在别人手里，别人不但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甚至也懒得把决定告诉他，任他去胡猜一气。蔡靖的地位确实是十分可悲、可笑的。
不过他去一趟也有好处，那是对朝廷有个交代。大员和名医一样，实在医不好病，只好尽尽人事，开张药方，将来病人死了，对病家有个交代，也就于心无愧了。
既然郭药师的战守都不要他管，降，他又管不了，他们回家后，当夜就与属官幕僚们开会商量今后自处之计。
论到“自处”，别人不管，他蔡靖幼读圣贤之书，长明华夷之别，身为朝廷大员，怎可丧志辱身，投降金虏，上贻祖宗之羞，下为门户之累？当时在幕僚属官面前，他就表示了一死殉职的决心。不过对于吕颐浩用唾沫写在案几上的“走”字，倒也有些怦然动心。死是不得已的，“走”却不失为通权达变之计。当然要“走”思想上先要做好受到朝廷谴责的准备，罢官削职，流放南服，都是意中之事。大不了吃他两年苦头，将来还有出头之日，比死总要略胜一筹。因此当他语气十分坚决地表示了必死的决心后，又松过一口气，委婉地暗示大家就“走”的问题再考虑考虑。
转运使吕颐浩、转运副使李与权、廉访使梁兢等大官或明或暗，都是主张走的。就中梁兢主张最力，他还有一套振振有词的理论，说道，“昔唐室之乱，李、郭诸将，也曾有退保者，卒成大功。燕山可守则守，不可守则暂保真定，与刘安抚合兵，徐图进取，也不失为上策。”
这条“上策”受到参谋沈琯的反对。他说：“走有生之道而未必不死；守有死之道未必不生。若出城以后，为金人所杀，或被常胜军执俘，仍不免一死，其辱更甚！不如守城一死为愈。某决心追随大学，死于城内，以此为荣。”
沈琯说得十分激昂，蔡靖听了大为动容，当下就对沈琯说道：“靖今日决死，他年可入《忠义传》，公不畏死，也可附在我的传后了。”
反对逃走的还有蔡靖的妻舅，幕僚许採，他在会场上义正辞严地指出：“大学乃封强大臣，守土有责，自当以死守之，岂可与他人相比？”会后又悄悄地告诉蔡靖道，“吕颐浩等人为自安之计，早就打算挈眷出城，逃命苟活。今出此荧惑之议，万一朝廷有行遣，必以公先动为言，把罪责全推在我公一人身上，卖公自售，不可不察。”
许採这席话把主张蔡靖出走的诸人的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将来事实也必然如此。蔡靖一想何必为了苟活数日，坏了自己的名气，却去成全他们的逃命？当时他下定决心，准备一死殉节。
晚晌得到消息，常胜军已封锁燕山城各道城门，军民官吏，商贾士子，没有郭统领手令，一概不得进出城门。此外，府衙和家门都被监视起来，进一步限制他们的行动。他偷偷摸摸再一次把幕僚召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痛骂：“轧荦山居心叵测可诛！”这次会议开得好，“轧荦山可诛”的结论，大家意见完全统一，并无异议。这在向来各持一说，分歧百出，争论不休的宋朝官员的会议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现在是要走也走不掉了，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死得太平一点，死得体面一点，还提指心吊胆活着的日子好过些。蔡靖想通了，居然落枕就睡，鼾声大作。
第二天早晨，他还在睡梦中，忽然手下经常争论不休的两派人一起跑来报告他一个相同的消息。夜来郭药师出兵渡河，鏖战金兵，获取大捷，目前正在追亡逐北、扫荡残敌之中。
“这个消息可是真的？”他衣服犹未穿好，先就慌张地问。
“千真万确！”两派人一齐回答。
“此话可靠？”他再问一句，不由得已经喜上眉梢。
“可靠，可靠之至！”两派人又一齐回答。
这真是奇迹出现了！就是这个目无长官、目无法纪的“轧荦山”，亲手把他推进一条死胡同。如今一战得胜，解铃还是系铃人，重新又把他从死胡同中拉回来了。现在他考虑的不再是寻死觅活，而是怎样精心撰构一篇告捷疏，除了盛推郭药师的战功外，也要巧妙地把自己和属官的功劳一并叙入。这件事就交给儿子松年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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