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有两名胆大包天的杂剧演员在宫廷的红氍毹上演出一出政治讽刺剧。
上台的一名大将，丢失头盔，露出满头发髻，弃甲曳兵而走，另一名显然是他的随从，追上了他，告诉他追兵已远。两人坐下来。随从替主人整理衣甲，作数髻状，忽然惊呼道：
“大王的发髻如何少了一个？小人数来数去，只剩三十五髻，还有一髻哪里去也？”
“走也！”
“走往哪里去了？”
“你这个蠢汉，岂不闻‘三十六计（计，髻同音），走为上计。’那走掉的一个上髻随着官家往南方去也。”
当时力劝官家逃往南方的童贯固然已经明正典刑，不但发髻，这颗头颅也被砍掉了。不过逃往南方的太上皇这时又回到东京，入居龙德宫。投鼠忌器，骂了童贯，岂不连带涉及太上？其实当时要逃走的不仅太上、童贯，还有许多大臣，都是要逃的。就连渊圣皇帝也一度动摇，要想“西狩”。就算渊圣宽厚，那些力劝渊圣“西狩”的大臣，现在仍居高位，他们直接看到或间接听到这出讽刺剧的，对两名演员，岂肯善罢甘休？要不把这两名演员问个“指斥乘舆、诋毁大臣”的非名，充军发配到沙门岛去才是怪事哩！
其实把太上皇之南走完全归咎于童贯的劝告，那也有失公允。官家听到边境的警报后，加上金使的恐吓，早就萌生南逃之念了，童贯不过是投其所好而已，不能说完全出自他的怂恿。
官家最早接到的噩耗是蔡靖在十一月底上报蓟州失守、傅察殉节的奏章，接着金廷派来两名使者，大言“要与赵官家说话则个”。这时当朝太宰白时中、少宰李邦彦不敢引见，自己在政事堂尚书省厅事与他们厮见。刚刚就位，金使就出不逊之言，指斥南朝违盟背德，还是老一套的话头，接着大发雷霆，说“大皇帝（金太宗）煞是发怒，命太子郎君与国相两路而入，吊民伐罪，你们如何对付？”
白、李二相一齐失色，战战兢兢，不敢回答。只听他们又说：“郎君与国相以两朝生灵为重，煞是不欲开仗，此事须得你们赵官家出来相议始得。”
白、李二相还是不敢开口，善于鉴貌辨色，投机取巧的中书台人王孝迪这时却越位而上，问金使道：
“告大使，要如何才得请贵朝缓师？”
“不过制地称臣尔！”
白、李二相不敢怠慢，急趋内廷，把两名金使大闹朝堂之事，一五一十地全部奏告，然后提出建议，厚礼卑词，遣回金使，另找一员能言善辩的官员，前去斡离不军前求和，务必要把他的军队阻拦在黄河以北。
曾在河北都转运使吕颐浩手下当过转运判官的李邺因贪污有据，被人告了一状，削职在京闲居，正图钻营复职。王孝迪透露个消息给他，他连夜上了一本，备言敌强我弱，势力不侔，决不可与敌。然后自告奋勇，丐请奉缝议和。
李邺算是第一个出头露面的求和者，比主张割地赂敌，还没有实际行动的王云又进了一步。以后这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在无耻和卑鄙的道路上，有那么一大批人，都想抢做第一名。
当下官家借李邺以给事中之职，派他出使斡离不军前求和。李邺提出条件，要带去黄金三万两犒师。这时国库如洗，哪来现成的三万两黄金？官家求和心切，从内库中取出一对大金瓮，每只重五千两，当场交内廷“书艺局”销镕了，铸为金牌，让李邺带去。
这李邺官也复了，差使也得了，又带着一笔厚厚的见面礼，不但是这万两黄金，还有价值超过黄金千百倍的重要贽仪，自信求和必有所成，兴冲冲地走马就任渡河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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