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
秋水明月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
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
这诗赋是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赵秉文为吟诵金世宗完颜雍金莲川狩猎而作。
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是金世宗选择的一个理想的行营之地。大定八年五月，金世宗以“莲者连也，取其枝玉叶相连之义”，颁诏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
桓、抚、昌三州构成的金三角，决定了处于这一重要地理位置的金莲川迎来了重新兴旺发达的历史时期。作为藩王的蒙古王子忽必烈，本身与同时代的许多蒙古皇室后裔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抱负，早年即“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延揽人才，为未来的宏图大业做着精心的准备。乃马真称制元年（1242年），忽必烈曾诏请中原地区的佛教领袖海云法师到漠北藩府，谦问佛法大意，始喜佛教。海云南还，留下徒弟子聪伴随忽必烈左右。子聪聪颖好学，兼通儒、释、道三教。他不但自己孜孜不倦地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还将友人张文谦、李德辉等中原名儒举荐到忽必烈帐下。
时隔不久，河北真定封地的“藩府旧臣”燕真、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后奉召投身于忽必烈帐下。金朝状元王鹗、文学泰斗元好问以及张德辉等社会名流也闻讯北上会见忽必烈。在这些贤能之士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忽必烈对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汉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产生了强烈的汲取和学习的欲望。
蒙哥汗即位不久，即令胞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政。忽必烈奉旨南下，驻跸于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忽必烈周围的社会名流中，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也有精通治国的谋士；既有独具一技之长的工匠，也有英勇善战的武将。因此说，金莲川幕府已然成为一个文武兼备、人才汇集的政治集团。在这些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忽必烈果敢地起用各族人才，对蒙古传统的统治方略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在中原的邢州、河南及关中等地实行试点和综合整治，采用中原地区历代王朝沿袭下来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即震惊朝野的所谓“汉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原汉地的各族文人学士，普遍对这个文韬武略的藩王寄予厚望，奉他为中国之主，愿效犬马之劳。
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碰撞，必将产生强烈的震荡。忽必烈的所作所为，与蒙古传统的统治模式背道而驰，不可能不动摇和触犯某些保守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使他们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走向联合，对这位他们视为“祖宗叛逆”的藩王群起而攻之。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忠实于“蒙古法”的情绪也影响到蒙哥汗本人，使他逐渐对自己的胞弟产生了忌惮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等待着忽必烈的将是怎样的血雨腥风。
忽必烈由漠北南下总理汉地军务，不出征时夏季通常在金莲川驻营，冬季则到桓、抚间临时寻找避寒之所，或在旧桓州，或在离燕京不远的奉圣州之北。
金莲川幕府的幕僚们，大多习惯于定居生活，而不习惯于“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于蒙哥汗六年（1256年）三月，命子聪和尚选择合适地点兴筑新城。子聪根据《黄帝宅经》中“凡修宅次第法”和“阳宅图说”，相中了桓州以东、滦水北岸的龙冈之地为建城地点。他在禀报忽必烈所选之地时说：“人因宫而立，宫因人得存，人宫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天命不能主率人，人可以改变命运。宫靠人来修，人因宫而得安，人与宫息息相关，不可忽视宫城建设。”
忽必烈深以为然，示意子聪坐下说话：“藏春所说不无道理。只是，你能否为本王详说其因其理，对于古代风水术本王不甚了解，但深知建宫立舍须讲究阴阳五行，不可胡乱为之。”
子聪放下手中的《黄帝宅经》，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细细地讲解起来：“风水讲究方位。这是因为风水说向以五行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五行有生有克，并与季节和方向相联系。五行的东方为木，因为太阳升自东方，树木赖阳光生长；以南方为火，因为南方炎热，炎热最旺；以西方为金，因为日落清凉，金胜冷肃；以北方为水，因为北方天寒地冻，正是雨雪所致；以中央为土，因为大地居中，其主要成分是土。每到一个季节，五行就分别处于旺盛（旺）、次旺（相）、休歇（休）、衰落（囚）、无气（死）这样五种状态，并与一定的方位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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