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夜而明，克鲁伦河涛声依旧，忽必烈的帐殿中烛光亮了一夜。
清晨，右丞相、大司农姚枢奉命赶到，不等他见礼，忽必烈便让他坐下了：“我们来谈谈该怎样对付李璮这条毒蛇吧。对于这位盘踞在山东的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的叛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朕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姚枢沉思片刻，侃侃而谈：“李璮久存叛心，这在群僚中并非什么秘密，陛下不也早有警觉吗？只因其间陛下与阿里不哥南北对垒，无暇他顾，是以暂用高官厚禄稳住其人，以图换取时间，对此，李璮同样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利用陛下仓皇北顾、内地空虚之机，匆忙在山东宣布独立的原因……”
姚枢略一停顿，猛然意识到自己使用“仓皇”二字未免太过不恭，于是慌忙谢罪道：“臣失言，有言辞不当之处，请陛下恕罪。”
忽必烈原本正在凝神倾听着姚枢的分析，忽见姚枢面露惶恐之色，连忙安慰道：“爱卿言语精当，分析透彻，何罪之有！不必拘礼，爱卿请快讲下去，讲下去！”
“臣以为，”姚枢望着忽必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假如李璮趁陛下倾力北征之机，濒海捣燕，闭关居庸（居庸关），惶骇人心，此为上策；若贼与宋结为联盟，与我们打持久战和消耗战，使我军疲于奔救，此为中策；如贼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群起而应援，此成擒耳。”姚枢准确地分析了李璮可能采取的对策及其结果。
忽必烈十分感兴趣地问道：“那么爱卿以为，叛贼将采用哪一种策略呢？”
姚枢斩钉截铁地回答：“贼出下策，必败无疑！”
忽必烈严肃的面孔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果如卿言，朕当亲自为姚大司农把盏，对酌以谢。”
姚枢再拜于地：“谢陛下龙恩。身为陛下臣子，理应为陛下的宏图大业尽绵薄之力，此外，臣还有一请：望陛下从速拿下王文统。”
“也罢，就依爱卿。”
王文统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金朝以经义登第，同时又精于权术，擅长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怒斥为“学术不正”之徒。尤其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主张，而将政策侧重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正与忽必烈的要求不谋而合，因此，中统年初，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恰恰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非那些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儒臣。
姚枢、窦默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争，在建立中统朝之前就已初露端倪。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曾多次弹劾王文统，生性耿直的姚枢、窦默等人甚至在忽必烈面前公开指责他，说他不可久居相位，弄得王文统在大庭广众之下狼狈不堪。隐居苏门时期结成的深交，使姚枢、窦默等相互支持、提携，正因如此，王文统也就自然地将他二人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和打击。一次，他别有用心地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太子师傅的地位可谓显赫，但对姚枢这样的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才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政治意图，因此姚枢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受。中统元年八月，原任东平宣抚使的姚枢改授大司农，主管中统朝的农桑、水利等事务。
对于时局，忽必烈仍有些许隐忧：“且不说王文统之事，目前朕与阿里不哥的战事正紧，哪里还有多余的兵力对付李璮？”
“陛下可速调诸王、大将坐镇，并于各行省世侯中抽调部分军队在开平、燕京一带布防。”
“卿言正合朕意。不知需多少军队为宜？”
“多多益善，少而则精。就眼下兵力配置而论，多不可能，精尚可取，在一个月内抽调精兵五万还是有把握的。具体布防在开平城三万，燕京城郊两万，这样，李璮断不敢贸然进攻。”
忽必烈从御案前站起身，缓步拾级而下，来到姚枢面前，语气坚定地说道：“李璮的这支军队由他和他的父亲李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尽管人数只有五万，实力稍嫌不足，但装备精良，兵卒精悍。此外，李璮与他的父亲长期盘踞鲁南一带，在金、宋、蒙古之间投机坐大，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百姓是不支持他的。据报：李璮举兵叛乱由益都北返时，人闻贼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这也是百姓厌恶他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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