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大安阁。几日后的早朝。
大安阁位于内城北部，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成，属上都大内，是忽必烈及其后来的即位者登极、临朝、议政、修佛事的场所。每逢重大事务，忽必烈都要在这里举行大典，或经常在这里与诸王、大臣聚会，接见外国使者。
大安阁是移取金南京汴梁（河南开封）熙春阁的珍贵木材建造起来的，高二百二十又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建筑结构极其工巧，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阁位与东西。为楹者各二，所以蔽云日月而却风雨。阁有四层，梯道迂回五折。两翼旁构俯在上层栏构之下，有隆有杂，缥缈飞动。时人称颂“瑰伟为绝”。
寅时一刻，忽必烈准时临朝。
宰相入宫奏事。
忽必烈汗一朝，宫廷有严格的制度限制。除了皇帝的贴身怯薛必须在场外，御史台属宫殿中侍御史要随同奏事大臣一同进宫。为防止泄密而限制奏禀现场人员，凡不可与闻之人，一律规避之。掌起居注的给事怯薛侍立殿前，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数记录。
宰相奏事完毕，皇帝下达旨意。宰执们认为不当的旨意，可以覆奏，又称为封驳。中统四年（1263年）八月，忽必烈规定：“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因此，在国家大事诸如人事、赏赐、用刑等方面，经常出现宰执们封驳的事例。
重大国策的决定，中书省官员需和枢密院、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长官“集议”，然后将商定事项呈报皇帝。“集议”中存有不同意见，或者有人奏报“中枢机构”的宰执人员有不轨行为，朝廷允许“廷辩”，即当着皇帝的面儿各自申诉理由，理屈词穷者谓之“款伏（失败）”。宫廷中的辩论，往往言词激烈，特别在弹劾宰执官员时尤其明显。
“三日一奏事，军国急务不拘于此限！”怯薛长唱着永远不会变化的议政礼仪台词，“置勤政簿，凡公议决定之事均载于簿内，翻译时不得增减！”
刘秉忠侧跨一步，双手捧着奏折，出班奏道：“臣刘秉忠启奏陛下！”
“爱卿有何本奏？”忽必烈示意怯薛长接过奏折，端坐于红漆御案后温和地问。
“臣所奏之事与朝仪有关。蒙古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沿用至今无所变，繁复且杂乱无章。自中统建元凡十年间，仍是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实有损大国威严，臣请规范之。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臣等请求尽快制定朝仪。”刘秉忠扶笏而奏，神态严肃。这是近几个月来他与安童、廉希宪、姚枢、窦默、史天泽、张柔等宰执们反复商议的主题。尽管并非所有的蒙、汉、色目官员对此都持赞许态度，然而忽必烈已然认可，他们也就默不作声了。
“如何制定，爱卿不妨细细说与朕听！”忽必烈声若洪钟，神态举止仍如年轻人一般富有朝气。
“而今国泰民安，臣以为应派大臣和儒生，征召亡金故老，效法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肆习之，百日可毕。一旦朝仪定立，必将恩泽四海，列国敬仰。请陛下准许秉忠等人收集散落民间的乐谱、乐器，以备朝仪使用。定制朝仪服色，立侍仪司，造内外仪仗。一月之后，恭请皇上、皇后在行宫观看秉忠等所立朝仪。八月，值陛下诞辰，立内外仗及署乐位，正式开始使用朝仪。自此以后，遇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则用祖宗之礼法。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沿用历朝历代之制。”说到这里，刘秉忠退后一步，“臣奏请已毕，请陛下钧裁。”
“好，很好。”忽必烈准奏。
阿合马干咳两声，出列跪倒：“臣有一事启奏陛下。”他清了清嗓子，将两手放于地毯上，头在两掌间连连叩伏，肥胖的身躯和滚圆的臀部也随之笨拙地扭动起来。群臣中有的偷偷哂笑，有的侧目而视，有的恍若未见。
“爱卿有事尽管奏来，何必行此大礼？”忽必烈看他这副模样，不觉大笑。
“陛下！臣……”阿合马起身，已是汗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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