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瑞瑙特的创作人生
郑远涛
“他的脸多年来萦绕在我的心头；那双不可思议的眼睛，那头发在额上跃跃弹跳，还有那想必在他二十来岁已沧桑毕露的美，晒伤的皮肤黝黑，太阳下的头发近乎白色。”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在1960年代末写给一个牛津大学同窗的信件中这样谈起亚历山大大帝，仿佛他是自己的一位故人。他的确是故人。玛丽始终记得四十多年前秋季的一天，她在牛津念书，参观了校内的阿什莫尔博物馆，被内中几件著名文物的复制品深深打动：腰身细巧的克里特岛跳牛者、金发的城邦青年（Blond Ephebe），还有雅典卫城出土的亚历山大头像。带着这些不可磨灭的记忆，玛丽经历了毕业、几年的独自漂泊、护士生涯、首次出书和“二战”的炮火。后来她和伴侣朱莉·穆拉德离开寒冷保守的英国，到阳光灿烂的南非居住。她再也没有回去。在南非海滨，玛丽的希腊灵感才终于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终其一生，她出版了八部考据扎实、想象驰骋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洋洋千页的亚历山大三部曲是扛鼎之作。
1905年查伦斯医生夫妇生下长女玛丽时，料想不到她会成为不凡的作家；他们也不赞成女性拿写书当职业。查伦斯娶了牙医的女儿，婚姻门当户对，属中产阶级，家中有仆役多名，但夫妇俩个性扞格，常争吵不休。玛丽早早显露逾矩的性格，既活泼奔放又嗜书如命，尤其喜欢牛仔故事并在游戏中搬演，离母亲期许的淑女相去天壤。成为作家的瑞瑙特，回忆起童年的家庭生活，说“不记得有哪个时期是我不盼着走出去的”。失和的父母、疏离的孩子，这些心灵创痕将来会成为她作品里反复演绎的主题。
中学寄宿时，玛丽在校图书馆发现柏拉图的英译本，毕业前读完了全部《对话录》。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动荡世界在她脑海中潜伏浸润数十年，方酿出杰作《残酒》（The Last of the Wine）和《阿波罗面具》（The Mask of Apollo）。因成绩优异，她进入当时专收女生的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主修英语。
“牛津造就了我。”后来瑞瑙特喜欢说。然而当时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学也不免给她带来挥之不去的边缘感。无论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响她一生的两位老师：希腊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后来以《魔戒》的中洲成为一代文豪的语言学教授托尔金（J.R.R.Tolkien）。托尔金在学生们面前朗诵史诗《贝奥武甫》，使瑞瑙特感到这部陌异的古英语诗篇一句句都是活的。默雷的讲课则使她重燃对柏拉图的热情；熏陶之下，她建立了对希腊文所谓arete（个人卓越）的信念——人各有异，天赋参差，但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做出最好的自己。
毕业后玛丽不顾父母反对，过了几年边打工边笔耕的生活，终因营养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养。1933年夏，一筹莫展的她做了个改变终生的决定。徒步旅行重访牛津时，她在毗邻母校的拉德克利夫医院门外歇息，省悟到她写作的挫败是由于缺乏人生体验，而在这所古老的医院中，生老病死永恒地上演着。她当即谒见院长，说服让她留下学习护理。这年她28岁。
工作繁重、戒律森严的护士学员生涯，对一个牛津毕业的姑娘是屈就，但是玛丽坚持了下来。日后读者会在她描写男孩亚历山大的《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中看到斯巴达式锻炼，领会早年的纪律约束无论是对挥剑的亚历山大还是挥笔的玛丽，都同样必要。在拉德克利夫，玛丽邂逅见习护士朱莉·穆拉德，两人情投意合，后来相伴终生。
穆拉德女士晚年接受访谈，说她和玛丽都是双性恋，各自跟男性发生过恋情，但最终选择了彼此。瑞瑙特自己讲过：“我想许多人的性欲望是居间的……就像从白到黑的色差，中间是各种各样的灰。”她的早年作品多以女性为第一主角，转型写历史小说后，叙述者“我”总是男性而效果逼真，导致读者常认定“玛丽”是男作家的化名。《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的叙述者是一个性别暧昧的阉人。伍尔夫（Virginia Woolf）提出“伟大的心智雌雄同体”，瑞瑙特则说：“我从来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内在自我都不加区分地占据着两种性别，以至于不可能参与性别之战。”她自由化入各种性别身份的能力，足证此言不虚。
完成学业后，玛丽从事护理，利用工余和假期写小说。她用笔名“瑞瑙特”登上文坛，头两部小说出版于战云密布的伦敦。“二战”爆发，玛丽和朱莉响应政府动员令，先后在多地医院照料伤兵，并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服务。医院中做勤杂工的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与士兵之间的冲突和友谊给玛丽带来震动，战争尘埃落定后被她写入《御者》（The Charioteer，1953）。
战后她离开护理行业，专注创作。迄移居南非为止，瑞瑙特共写成五部小说，都是当代题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医院和医务人员，致力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不乏骇俗的性意识。《相好的姑娘们》（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1944）是半自传性的轻喜剧，书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归向夜晚》（Return to Night，1947）赢得米高梅奖金。1948年，这笔钱让玛丽和朱莉踏上远渡南非的航程。
南非是作家瑞瑙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这个新国度，她和朱莉举办派对，结识了大群的年轻演员和舞蹈家，不少是来自英国的退伍军人，多数是男同性恋者，他们的聚散离合激起玛丽的灵感，写出现代同性恋文学史上的名作——“二战”爱情故事《御者》。书名采自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一个意象，喻示灵魂中骚动和驾驭的矛盾。这部以古典烛照现实的作品成了瑞瑙特创作的分水岭；其后，她沿着历史长河继续回溯，在音声已希的古希腊世界上岸。
第一人称回忆录体的《残酒》（1956）以希腊文明悲剧性的漫长内耗——伯罗奔尼撒战争（431 B.C.-404B.C.）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亚的成长故事。他与吕西斯的关系再现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恋习俗：较年长的“爱者”（erastes）要担当他倾慕的少年“所爱”（eromenos）的精神导师。瑞瑙特自言是《御者》导向《残酒》。前一本书中，现代同性恋者面临医学、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转入地下生活，难以获得灵肉兼备的满足，而《残酒》的两位男主角则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共同追求光荣的时代：在苏格拉底身边受教，在练身馆竞技，一起参加地峡运动会，为抵抗斯巴达并肩作战。在性议题上，瑞瑙特说她反对“性的部落主义”（sexual tribalism），觉得现代人纠结的性身份问题本不应成为问题：“希腊人问的是一个人有何优点，而希腊人是对的。”
《残酒》不仅是个爱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画卷：书中战争与和平交替消长，寡头与暴民轮番上台。在玛丽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赢得大选，随即颁行种族隔离的政策。瑞瑙特目睹政党利用非理性的民众情绪而控制国家，进一步激化了原已复杂的种族矛盾。尽管她奉历史现实主义（historical realism）为圭臬，从不为借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写三十僭主操纵雅典社会时，常联想到她的此时此地。“历史并不重复它自己，其韵脚却每每相同。”这句归于马克·吐温名下的话看来有点道理。
《残酒》受到严肃书评人和读者的一致赞赏，奠定了瑞瑙特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其成功并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学者出身，拉丁文颇有功底，希腊文却全凭自学，常读的是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洛布（Loeb）古典丛书。然而她一丝不苟，研究两年方才动笔，初稿写好后远赴希腊实地旅行，以求细节无误，最终做到“对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的真正神入（empathy），这是把想象力，把一种深沉的人道精神，极致地应用到史料知识上，以至它化为本能的结果。”
希腊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岛，观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复的希腊史前文明遗迹——克诺索斯王宫，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开她眼界的文物，这次是真品。据说，这里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闯迷宫，杀死牛头怪的地点。身临其境，她悸动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据历史学者的理论和考古学的成果，剥除忒修斯传奇中的荒诞之辞，写成两部小说。那神话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于心理深度的诠释。《国王必须死去》（The King Must Die，1958）和《海里来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都是忒修斯第一人称的“自述”，早在希腊古典时期已沦为童话的忒修斯，形象从未这样血肉丰满。相传忒修斯身材魁梧，但瑞瑙特认为那是后起的附会，而把他写成一个仿若出土的跳牛者壁画中那种细巧灵活的人——祭献给牛头怪弥诺陶弥斯（Minotaur）的雅典少男少女，在小说中是跳牛者。无独有偶，史载亚历山大大帝个子也不高。亚历山大刚柔相济、泛性恋（pansexual）的人生，跟忒修斯只爱恋女子却排斥自身“阿尼玛”（anima）的倾向，恰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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