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的心目中都存在着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的世界——虽然这个理想的世界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生在盛世中的人是幸运的，所处身的现实世界和心目中的乌托邦之间的距离还不算十分遥远，纵然有些小不如意，也不致于成为精神上超量的痛苦；但是，生在乱世中的人就不然了。
乱世之中，政治黑暗，民生凋蔽，一切的现象都令有识之士看得痛心疾首；但是，接下来所衍生的作为，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消极，一种积极。
消极的人使自己成为隐士，万事不关心，或猖狂，或逃禅，或遁入宗教的领域中寻求痛苦的解脱、寄托于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以逃避面对现实中的黑暗；积极的人则挺身而起，向现实中的黑暗挑战，试图改造乾坤、力挽狂澜。
因此，中国的历史上既有魏晋南北朝的宗教大兴期，也有东汉末年，清流挺身对抗腐败、黑暗的政治，酿成“党锢之祸”的史实；而在黑暗的明朝末年，积极入世的知识份子们也掀起了一次“东林运动”来试图力挽狂澜，最后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光荣的失败”。
作为“东林”创始人的顾宪成，他的心志和道德勇气同样的照亮了那个令人绝望的黑暗时代。
同样的是一幅“勇者的画像”，同样的以天下为己任，顾宪成的奋斗过程却大不同于努尔哈赤或张居正——努尔哈赤成功的改造了乾坤，开创了新的时代；张居正曾经拥有十年的执政期，力挽狂澜的延缓了明朝的衰败；顾宪成却不然，他既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在自己所处身的时代中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施展抱负的机会。
而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奋斗
顾宪成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逝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西元一五五零年——一六一二年），一生所经历的时间正好是明朝灭亡的关键时期。
嘉靖二十九年正是俺答入寇，包围北京的“庚戌之变”的这一年，伴随着他出生而来的即是忧患，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呢？或许两者都不是，他只不过是和有史以来的全人类一样，既无从选择降生的时空，必须为自己所处身的时代背负起一份历史责任罢了。
而明朝的历史中毕竟有着幸运的时刻与转机，在经历了世宗荒诞、沉迷道教，严嵩权倾天下的黑暗期后，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藉着执政而执行他“力挽狂澜”的任务，政治开始转向清明，经济复苏，百姓安乐，国家达到了富强的地步。
顾宪成在三十一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做了户部主事的官，那是万历八天（西元一五八零年），正值张居正当国的强盛时期；只可惜好景不常，两年后张居正病逝，国势从此急速下滑。
万历皇帝亲政以后，不久就沉迷于酒色财气而荒疏了政事，几年后更因为立储的事和大臣们的意见相左，他竟索性以不上朝、不见群臣的面来作为消极的抵抗，最后更沦为“福寿膏”的奴隶；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人偏偏又都是一群没有能力、没有气节风骨的庸才、小人，既不能高瞻远嘱的治理国事，全副的精力也只摆在为自己的私利而斗争之上——在这样的状况下，政治能不污黑、能不腐败吗？
而一个自幼读圣贤书、怀有高度理想、抱负的知识份子，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怎能不以政治改革为己任呢？
可是，现实的环境根本不容他发挥理想，从事政治改革，他不久就不见容于执政者、当权派——正人君子不见容于奸佞小人，根本就是自古以来的必然现象，他的遭遇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了，那就是“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当然，身为读书人的他，所秉持的志节也一样的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第一次的事件发生在万历十五年，首辅申时行藉京察之便排除异己，身为资浅官员的他虽有原则和气节，不肯同流合污，并且挺身仗义执言，但却无政治上的实力，和已盘踞官场数十年的申时行较起力来当然是落了下风，于是被贬为桂阳州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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