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与明神宗
一个人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评价，当然是取决于他一生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事情过了几百年，对于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的原因，史学家已经累积了许多研究的心血，也得出了许许多多的结论，从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现象等各方面探讨起，以求得历史研究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清之兴，兴于太祖。明之亡，亡于神宗。”这是其中的一个结论，仅就直接原因、时代及时代领导人而下；而对“旁观者清”的后世人来说，这两位分别造成清兴、明亡的时代领导人，在许多方面不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足以发人深省。
清太祖努尔哈赤生于西元一五五九年，逝于一六二六年；明神宗朱翊钧生于西元一五六三年，逝于一六二零年，两人的年龄仅相差四岁，去世的时间仅相差六年，而性格、抱负、一生的际遇和作为却截然不同。
朱翊钧出生于大明皇宫，是他的父亲穆宗隆庆皇帝的第三子，但因为前面两位兄长夭折，他成了实质上的长子，年方六岁就被立为皇太子；除了过着锦衣玉食、尊贵之至的生活之外，还接受了最完整的教育，由全国文官中官位最高、学问最好的内阁大学士和由翰林院中选出的精英组成专门负责教导他一人读书的小组，为他传道、授业、解惑；十岁那年，隆庆皇帝驾崩，他顺理成章的继承皇位，成为大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
尽管十岁的孩童根本无法处理这个已有两百年历史、一亿人口的大帝国繁重的国事，但幸运的朱翊钧却不需要为这些发愁；因为，他很幸运的与大明朝最了不起的政治家张居正生在同一时代；张居正既为他启蒙的师傅，又出任了首辅之职，自然为他一肩挑起了重责大任，替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他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专心一致的在后宫读书，以作为将来做个好皇帝的准备。
相较起来，努尔哈赤的身世和童年、少年时候的生活就显得“非常不幸”了。
努尔哈赤生在文明的程度与中原有天壤之别的女真部落，住的是泥草屋，睡的是土炕；尽管祖父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指挥使”，而建州左卫的规模根本小得不如大明朝中一个最贫瘠、最小的县份；女真当时根本没有文字，还谈得上什么“教育”呢？童年的生活，他也就和一般女真儿童一样，跑跑跳跳、骑着小马、拿着小弓小箭学射，六岁以后就得开始负责打些兔儿鸟儿回来帮助家中的生计了；更不幸的是在他十岁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再娶，继母又生了个小弟弟，此从，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十九岁那年，继母把他赶了出去，他只得四处流浪，自谋生计，在困厄的环境中苦苦的挣扎求生，和恶劣的命运搏斗。
像这样两个出生背景、生长环境天差地别的人，却不约而同的在万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展开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起跑。
万历十一年，于朱翊钧是堕落的开始，于努尔哈赤却是奋发的开始；两人不同的发展，埋下了日后两个被他们所领导的朝代一兴一亡的种子。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对这位有辅政之功、师保之实的国家楝梁，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反感，乃至于追夺他生前的官阶，罢斥他所举用的人才，导致张居正在生前所致力的政治、财税、土地等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都被废止而告功亏一篑。
起因在于朱翊钧从小被张居正和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寄予过于高度的重望，施予太过严厉的教育，而使他的心理上受到了过度的压抑；等到长大成人时，他既渴望“亲政”，又急于摆脱约束、限制他独立自主的这些阻力，心中对张居正的感觉也就和小时候的依赖、敬畏有所不同了；等到张居正一死，他更从“松了一口气”到反感渐露，一旦加上几个忌恨张居正的官员向他陈述起张居正生前的“不法”，他的心中立刻展开了反弹，清算起张居正的一切。
虽然他的这个心理反弹不过是他与张居正之间的“个人恩怨”，但因为两人的身分一为帝王，一为有丞相之实的首辅，所造成的影响就至深至远了。
张居正生前的努力全部“人去政亡”，辅政十年，治理得国富民乐的帝国开始走下坡；继任的首辅一个不如一个，并且有监于他的下场，没有人敢效法他“有担当、有决心、有作为”的做官态度，没有人敢再存有“万历之治”的希望，只想以“乡愿”的方式安居其位；而朱翊钧更因为少了张居正的管束，开始放纵自己，沉迷在酒色财气之中了。
努尔哈赤的情况却正好与他相反。万历十一年，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遭到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假手尼堪外兰杀害；二十五岁的他悲愤填膺，誓报祖、父之仇，以仅有的十三副甲和不满百人的部属起兵，征讨尼堪外兰，从此，他展开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岁月，寸土寸血的开疆拓土，逐渐奠立出一个国家的规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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