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一位身材微胖，个子中等，刚满三十岁的法兰西传教士，来到了大清国西南一隅的贵州，他的名字叫比尔·胡缚理。
和白斯德望一样，胡缚理也是巴黎神学院的高材生，他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在分别精通物理、化学和数学的父母的熏陶下，从小就喜欢研究机械方面的问题，并对拳击、格斗颇感兴趣，青春期的时候，军营是他最神往的地方，拿破仑的皇家卫队对他充满了神秘的诱惑。然而，比尔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他坚决不允许儿子与残忍的厮杀、打斗沾边。尽管胡缚理很固执，但他还是经不住父亲的苦苦哀求，十八岁的胡缚理，最后只好痛心地放弃了参军的想法！
比尔·胡缚理到贵州之前从未出过远门。初到贵州的时候，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白主教通过同比尔·胡缚理的初步接触，认为他天资很高，在教务方面稍作点拨就触类旁通；但白主教同时也发现：比尔·胡缚理不了解中国历史，对贵州的风土民情更是陌生，带胡缚理去朱昌开教，让他对贵州的社会底层有个了解。因为白斯德望认为，大清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主要集中在乡间，故而农民应该是传教的重点对象。
胡缚理到贵州后，白主教对全省教务作了分工安排：本多鲁负责贵阳南面的青岩、广顺、定番；同显负责黔西北；尼迈与中国神父骆文灿负责黔西南；梅西满负责黔北、黔东北；白斯德望本人在主持全省教务的同时，负责兼管修文、开州（今开阳县）、息烽一带的堂口；至于新来的比尔·胡缚理，白主教把他留在身边担任助手。
白先生打算在朱昌堡租间房子和胡缚理住下来，白天义务治病，晚上在暂住处宣讲教义，他想，这样呆上几月半载的，总会招上新的教徒。
白先生和胡缚理在朱昌堡转了一圈，没有租到房子。有人悄悄告诉白主教：衙门专门打了招呼，叫大家不要和洋和尚勾扯，凡是不听的，如果有官司到了衙门，被告者一律败诉，原告一律不受理。
白斯德望叹口冷气，面无表情地领着胡缚理往茶饭大寨走。
茶饭在朱昌堡东北四里处，全寨共八十多户近五百人，故名“茶饭大寨”。倘若能在这里租下房子，白主教还想抽时间去长冲寨，探望陈秉庭的家属。谁知，白斯德望和胡缚理到了茶饭大寨后，仍然遭到了拒绝，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给寨子边的一个老农治完病，摸出怀表看了看，已是下午四点。
看来，陈秉庭家肯定是去不成了，因为陈家居住的长冲寨，距茶饭还有五里多路程。白斯德望忙与胡缚理收起药箱，打算沿窦官抄近路返回贵阳。
过了黑神庙，白主教和比尔·胡缚理上了大路。时令刚入初夏，大路两边郁郁葱葱，在这一片翠绿的原野里，到处是连片的玉米林，在它们的簇拥下，坑坑洼洼的乡村毛石路被挤压得格外狭窄，好似一条弯弯曲曲的细绳。两个来自异国他乡的传教士就像绳子上的两只小虫子，在即将收获的庄稼地里匆匆行走，时隐时现。
出窦官不久，路边玉米林中突然冲出几个壮汉，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二话不说，架起他们就走，瞬间消失在浓密的玉米林中。
玉米林中响起了“劈里啪啦”的声音。声起处，壮实的苞谷林成簇乱晃，好比风暴降临。“主教！主教……”胡缚理吓坏了，他拼命挣扎着身子，用法语喊道。白主教忙安慰他说：“比尔，别紧张！他们只想要钱……”
“不许说话！”一个胖子打断了白主教的话，抢过主教的药箱，背在自己身上。穿过幽深的玉米林，他们把两位传教士拖到了一个山脚，然后，放开白主教和胡缚理，摊着手，大口大口喘气。
这是贵州常见的那种灵秀的小山峦，不高，但长满了各种树木，以及树阴间水灵灵的野草莓和各种颜色的野花。这种毗邻庄稼地的山林，最适宜打劫者埋伏或逃匿。歇过气，那胖子对两个传教士说：
“现在，你们各人走。不要跑哈！跑——当心小命！”白主教听出了这胖子是黔北口音。
他点点头，用中国话回答说：“你尽管放心，我们会听从安排的。”
两位传教士被壮汉们夹在中间，顺山脚的沟谷走了几百米，然后上了一道缓坡。
白主教看到了一群人，一个溶洞。这群人有十来个，他们衣着怪异，有的头上或脸上有伤，有的身上血迹斑斑。在那个溶洞边，这群人或躺或坐，没精打采的。看到传教士和胖子他们一起上来，一个腿上有伤、三十岁上下的人用手斜撑着身子，吃力地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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