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十五年间，除了一篇还算言之有物、却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剧烈惨重的政治搏杀中，基本看不到张居正的身影。包括于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徐阶身处险恶的漩涡之中时，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严嵩势焰最盛时，深切忌讳着徐阶，致使那些与徐阶相友善的人们，鬼鬼祟祟，不敢与徐阶相交往。值此之时，唯有张居正，始终以相当磊落的方式与徐阶往还，导致深知徐阶推重张居正的老严嵩，都十分欣赏器重这个年轻人。
此人之道行可谓深矣。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张居正科举中第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教习他们的人，正是刚刚来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阶。
在此之前，徐阶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国干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当时，连续几任吏部尚书都很看重徐阶，所以，“阶数署部事”，很多时候都是徐阶在代理主持工作。后来来了一位自我感觉极好的尚书，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徐阶就躲开了，来兼翰林院学士，不久，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是在唐代开始设置的，最初的功能，是为皇宫内部提供各种艺术、技艺表现与表演的部门。宋朝的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其最高首长叫翰林院勾当官，搞得就连御厨茶酒也称翰林。而所谓翰林学士，则是由具有优秀文学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门在唐代叫学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学士院，元代则称之为翰林兼国史院。到了明代，才开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归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备天子顾问”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其最高首长就是掌院学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职权的部门，却是一个极其清贵的地方。当时，帝国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是进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内阁，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则非翰林者不能担任。从一个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贵，明朝的宰辅也就是内阁大学士共有一百七十余人，出身翰林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们才会将庶吉士看成是“储相”——后备宰相。
徐阶在翰林院教习的庶吉士们，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中央后备高级干部博士后专修班学员。徐阶兼具双重角色，既是他们的导师，也是他们的校长。就是在此期间，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当时，社会上和官场弥漫着一种追求诗词文学名声的热潮，许多类似今天各种沙龙的文学小团体到处涌动：
——“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来了“后七子”；
——唐宋派方兴未艾，复古派大旗已高高举起；
——“十才子”的自我感觉刚刚渐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气昂扬地迎面而来；
——你们哥几个管自己叫“三杰”，我们兄弟们就是“四俊”。
自娱自乐，相当热闹。
其百无聊赖之处，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出苗头——那么多才俊名士们，能够如唐诗人宋词人那样，被人们而非专家普遍记住名字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则几乎完全置身于外，与那些热热闹闹的场面保持着距离，相当克制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从史家的论证中可知，张居正也曾经犯过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科举中第之前，他曾经相当狂热地以古来诗文大家自我期许，并为此着实下过一番苦功。结果，不但发现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赋才气，还耽误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错过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国会试，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也有史家认为，张居正之所以没有参加嘉靖二十年的会试，是因为年龄只有十七岁，太小的缘故。姑且存疑。
是故，此时的张居正潜心于国故典章的钻研，默默关注着时势政治，于喧嚣浮华之中，自显出其特立独行。由此，进入了徐阶的视野。
嘉靖二十八年，散馆，庶吉士张居正顺利点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大约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处级调研员。此后，又是长长的沉寂。其间，曾经为养病等缘故，回到家乡，前后几达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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