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高兴不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儿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一种是贺岁代表还被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得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是见人就打。
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斩草除根，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样可以斩草除根，没想到适得其反，原本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乱民同样能变成良民，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民不聊生，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条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条红线，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要么说实话，要么说鬼话，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
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因此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
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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