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汉书·食货志》一节中的文字便可知道，刘邦进入关中的第二年，这个地区曾发生过一次灾荒，其严重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据该书记载，尽管关中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沃野千里之地，但那年这一地区可供人食用的谷物却仅仅收了五千石，饿死的人数达到了总人口的刘邦进入关中之时，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荒发生之前的八个月，然而还是早有征兆的。关中已经出现饥饿现象，家家户户的存粮均已所剩无几。
刘邦军的大批涌人让缺粮现象更为严重。尽管刘邦将全军集结于霸上，不准进入咸阳市区，又明令禁止一切掠夺行为，但是，刘邦军的本质接近于流寇毛贼，所以根本无法取缔士卒小偷小摸的行为；此外，还有作为军事行动的正规的粮食调拨，这一切全要靠抢走关中农民手里那些少得可怜的存粮来加以解决。
刘邦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自己已经成为“关中王”。来到正在战祸与饥馑之中苦苦挣扎的关中后，尽管刘邦是骤然之间作为王凌驾于这片家园之上的，但若过度强取豪夺，农民们就不得不逃往关外，一旦全部逃光，王权之类也就似有若无了。刘邦本来就有思虑过度的毛病，加之，他生来就是农民，所以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清楚。
秦是以法治国的，所实施的法律烦琐而又严厉，秦政权本身就颇像一台制造罪犯的机器。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老百姓喜欢听凭天道循环的大自然的摆布，生来就不喜欢被拘束在法这个人工制造的大网里面。所谓法治，乃是以粮食的充盈和人间的和平为前提的。在兵荒马乱、饿殍千里、民不聊生的状况下，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做出犯法的事情，就会一个不漏地被捕吏抓住而失去生路。刘邦对此中的人情冷暖有过切身的感受。
他在控制关中的第二个月，便将所有地方的父老召集到一起，公开宣布：“所有秦的法律，一概废除。”
还宣布：“现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抵命，伤人者或窃人财物者，分别处以适当的刑罚。只此几条。”
禁止掠夺，加上前面宣布的彻底废除秦法，以及简化法律等做法，都极大地提高了刘邦在关中的威望。
关中大地具备使巨大专制权力得以成立的一切条件。也就是说，这是一片政治至上的土地，从这一意义上讲，也是一块盼望出现好皇帝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王权之害比普通流寇盗贼之害甚之又甚。所谓好皇帝，就是宣称建立为害相对较小的王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邦岂不就成了人们所盼望的那种好皇帝吗？
刘邦完全掌握了这种时代的脉搏。他甚至曾说道：“我就是为铲除秦政之害而来的。”
然而遗憾的是，刘邦在日后一步步创建王朝的时候，却早已把“约法三章”之事置诸脑后。在这片大地上，每个小地域都建有国家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可以做到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传统习惯来治国。然而在进行统一天下、建立帝国这一巨大无比的工程时，大部分朝代都不得不效仿第一个创造这种奇迹的秦帝国的做法。
刘邦早在此之前就宽恕了所有秦的官吏，运用其原来的行政组织，在顺利地继承统治方面获得成功。这也使乡村父老和大小官吏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在许许多多具体问题上，他也大获民心。
比如说，因刘邦实施新政而欢欣鼓舞的父老们，络绎不绝地送来猪和牛等奉献给刘邦，但他却婉言谢绝了。虽然谢绝，他还是一一亲自接见来人，当场讲明拒绝接受的道理。
“秦的父老们！”刘邦缓缓地说道，“我们仓库里积存的军粮虽然不是很多，但还不至于让士卒忍饥挨饿。忍饥挨饿的却是乡村的父老乡亲们哪！”
这番话如闪电一般迅速传遍了关中的所有角落，使乡民欢呼沸腾起来。他们期待的超出想象的轻徭薄赋的王权，也许就会由刘邦建立起来。刘邦恰恰顺应了这种民意。
父老们对刘邦的期望大增，心里都在想：“如果沛公不能当上我们的秦王，那可如何是好？”
刘邦的威望甚至高到了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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