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
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
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阖，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如中村幸彦（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谏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个体觉醮的时代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
“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
“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郞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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