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没闲着。
平定四边、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天下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处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还抽出空来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两次大清洗，日子过得相当充实。
一转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户帖第一次更新的时候了。
朱元璋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
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
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秦的基层组织，每三十户设一位里典、一位伍老；乡一级有啬夫、三老、游徼。这些人都属于政府公务员，负责治安、征税、司法等庶务。上一级的县令或县长对他们有任免、奖惩、指导工作的权力。
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
可是当时没有纸，更没有电话和电报。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处基层，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别的不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奏章，可想而知全国工作量有多少。
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
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直到结构不堪负荷。
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个无视管理成本、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
后来刘邦就学乖了。西汉虽然上继秦制，但法律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同时在基层官员的选拔上懂得妥协，把很多权力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汉代的地方豪右、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
此后历代王朝都吸取了这个教训。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军权和意识形态解读权等大节，把一部分琐碎的事务管理权——比如小规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等——交给地方上自决。
谁来自决呢？自然是当地的乡绅、豪强以及宗族等等。
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产，先不用去衙门，由本家族长主持公道；谁家闺女私奔了，不用惊动县官，由本村德高望重的缙绅决定惩治手段；闹了小偷强盗，暂时不必请官兵围剿，十里八乡自结义勇，巡逻捉拿；修桥、兴学、义庄之类的公共事业，也不用朝廷特别拨款，当地乡宦富户捐几轮钱就凑够了；赶上规模不大的灾荒，地方上也可以自行赈济。
甚至像征收赋税这种大事，官府有时候都可以外包给包税人，自己坐等收钱。比如宋代有买扑之法，规定凡税收千贯以下的小集市，官府只向包税大商人收一笔定额税，至于商人再从集市里征税多少，官府不再监管——所谓“许人认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到了元代，包税之风更是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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