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一九四八年秋，当年的红军又回到平安县城。但此时他们不叫红军，叫解放军。更确切地说，回到平安县城的仅仅是西北野战军的几个小分队，与刚成立的县府新政权一起，开始了改变社会秩序的庞大工程。县城居民将他们笼统地称为工作团或工作组。西北野战军的大部队则按照上级指令继续西进，投入到了新疆战区。
此时，退缩到隍城一带的马家军残部以及土匪又活跃起来，更加频繁地骚扰四周的百姓，还有一些新政权的反对派趁机活动，平安县城面临了一个纷乱复杂的局面。这一时期，工作团首先对县城里的居民身份、个人财产、就业状况、公共设施等等进行摸底登记，预示着新政权将对每一个居民重新定位。这定位就像标签，对他们的影响深不可测。他们在时代变换的滔天巨浪中沉浮，有的人被吞没，有的人搭上了另一条船。
第一个到县政府登记的是开瓷器店的麦先生的太太。麦先生作为平安县城曾经的商会会长，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几天突然失踪，很多事务便由麦太太代劳。麦太太在登记簿上详尽地填写了她的家庭状况，当写到籍贯一栏时，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写下“大秦”两个字。
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疑惑地问：“大秦在哪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麦太太说：“大秦是古地名，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
工作人员看着麦太太走远的背影，在她的登记栏后面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并写下两个字：调查。
在平安县城，麦先生的来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麦家的先祖世代经商，曾经数代人行走在唐高僧玄奘走过的西域古道上，还涉足过欧洲，由于近百年来战乱不断，麦先生的父亲才选择了祁连山下偏僻的平安县城定居。也有人说，麦先生的父亲是黑道上的人物，发了财，金盆洗手，迁徙到平安县过起了隐居生活。还有人说，麦先生的祖上原本是欧洲商人，喜欢上了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又娶了东方女子为妻，他们的后人来平安县寻根，定居下来。后一种说法倒有些根据。据见过麦先生父亲的人说，麦先生的父亲在外貌上与本地居民存在明显差异，影影绰绰有一点欧洲人的特征。而且，从前的欧洲商人沿丝绸之路的城镇或村寨定居也是常有的事。但上述言论都属猜测，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
人们的印象中，麦先生是一个言行谨慎的人，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后就把瓷器店从闹市区搬到城东，在背靠大街的一个旮旯里，店铺不大，门面也不惹眼，一块黑色牌匾上题着“麦记瓷器”几个字。然而，只要顾客走进店内，货架上摆放的各种精品瓷器美轮美奂，令人满眼生辉。这样的瓷器对大多数普通居民来说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奢侈品，且位置偏僻，麦记瓷器店一年也难得做成几桩买卖。倒是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特意前来造访。街坊们疑惑，省城有很多瓷器店，客商何以要来这偏僻之地？麦先生好好的生意不做，为什么要把店铺搬到街背后？心里总该是有鬼的……疑惑归疑惑，越是隐秘的行当居民们越不敢深究，麦记瓷器店就那样神秘地矗立在县城一隅。
有一年，县城的钟鼓楼要修葺，按以前的规矩，所需资费由全城居民分摊。但是，这麦先生却提供了修葺钟鼓楼的全部费用，又另外花钱铸了一口铜钟和八只雕花镀金铜风铃，将原来缺损的铁钟替换下来。当新铜钟和八角楼上的铜风铃被西部的劲风摇响，悠扬绵长的叮当声传遍县城的每一个角落，居民们从漫漫尘沙的荒芜中感受到了一丝安详，这才记起麦先生平时对大家的种种好处。麦先生因此赢得了街坊的敬重，他那间位置偏僻的店铺也人气渐旺，虽然到店铺里来的一些人与他并无生意上的交集，麦先生都一视同仁，叫小伙计给进店的人沏一碗茶，他过来陪着说几句话，再去做他的生意。人气给麦记瓷器店带来了好口碑，麦先生也被推举做了县城的商会会长。等到工作团来调查时，出于居民们对麦先生的评价，而且县政府也没有察觉出麦记瓷器店有什么不妥，当时掌管家业的麦太太仍旧安安生生做她的瓷器生意。只不过麦太太经营的店铺一改往日的气派，把精品瓷器都收起来，开始经营普通人家用的粗瓷碗盏，生意倒也说得过去。
麦太太这样的妇道人家能抛头露面做生意，也是迫于无奈。因为麦先生突然离家，最后不知所终。麦太太辞退了店里的伙计，自己将店铺接过手，抚养着三个儿子。又平静地过了几年，某年秋天，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的麦太太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扛着猎枪出城，说是打黄羊，却好几天没有回来。麦太太急不过，好心的街坊帮着寻找，只在离县城十几里外的骆驼峰下找到几片碎布和几根骨头。碎布片麦太太认得，是与儿子的衣裳同一个颜色、同样的质地，那几根骨头就没有人能说得上是人骨头还是幼畜的骨头了。但大家都相信，两个年轻人是遭遇了狼群。总而言之，麦太太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此音讯全无，她只剩下了最小的儿子麦三。
麦家两个儿子的遭遇让县城居民议论了很久。街坊们据此私下里传言，说麦家经商肯定是个幌子，他们干了见不得人的营生，损了阴德，才祸及后人。否则，麦先生为啥在解放前夕要逃跑？他逃到台湾去了也说不定呢！说到“台湾”这个词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紧张地把眼睛翻了翻。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还极不稳定，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天天叫唤，说要收复宝岛，要防止残余匪军反攻大陆。战争好像一触即发。不必讳言，那个宝岛就是台湾了。不过，平安县城的许多人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离他们居住的小土院有多远，要坐几天的马车或牛车才可以走到。然而在当时，有关台湾的问题毕竟是敏感事件，是国家大事，某种程度的无知使县城居民感到无比自卑且极不甘心，于是有人去请教了刚成立的县立中学的地理老师。地理老师很热情，他拿出一张刚出版的崭新的中国地图，用粘满粉笔灰的食指往“大公鸡”肚子下点一点：喏，这只鸡蛋就是台湾了。有人想不通，麦先生在县城好好的生意不做，跑到鸡蛋大的弹丸之地去干什么？他必定是特务，要到台湾去邀功，要和麦太太一起里应外合搞策反！最后还是地理老师制止了这样的荒唐言论，他说，一个小小的麦先生哪里有胆量赶着马车、牛车往台湾跑？即使残匪需要潜伏特务也还轮不到他啊！据地理老师猜测，麦先生要么是欠了别人的钱出去躲债，要么是和麦太太发生了家庭矛盾。总之，他是因为自己在县城混不下去才离家出走的。大家觉得地理老师的措辞相当有文化、有见地，于是半信半疑地默认了此事。
请教过地理老师的人虽然不再说什么，但麦先生当初积下的善行基本上又被居民们那些奇奇怪怪的猜测所演绎，导致麦太太后来的遭遇有点像祥林嫂的故事。不过此时的政府不提倡封建迷信，那些人对麦太太的家庭以及他们家庭的晦气虽然不放心，却不便做什么出格的举动，于是，除了私下里言传麦家的隐秘家族史，就是用不与麦太太交往来表示对麦家的警惕和藐视。后来，与麦家联姻的在面粉厂做工的老张头都把脸面往口袋一抹，反悔了定下娃娃亲的自家闺女与麦三的婚约，把女儿嫁到了外县。在这种形势下，麦太太的瓷器店注定撑不下去，她关了店门，到街边支起一个卖凉粉的小摊度日。
不久，平安县成立文化馆，扩建的时候占去了麦太太家的一多半院子。麦太太觉得有些东西是留不住的，就向文化馆捐献了几件珍贵瓷器，麦三也借此机会被聘请到文化馆当了管理员，跟现在的公务员差不多，算是政府的人了。自此，麦太太的日子无忧无喜地过下去，她唯一的盼头就是麦三能顺利娶妻生子，活出个人样来。当然，自打县文化馆成立占了麦家的院子，或者更早一些时候，从麦太太将瓷器店关张的那天起，已经标志着麦记瓷器的彻底没落。
许多年后，一个叫罗扬的年轻人从麦太太的孙女那里得知，当年失踪了的麦先生从未离开县城。麦先生结识了许多南来北往的生意上的朋友，消息灵通，他对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麦先生忧虑的是，远在欧洲的俄国也发生过革命，新诞生的俄国政权对旧式地主和商人毫不留情地施行过非常政策。即将诞生的中国新政权作为苏俄的政治联盟，麦先生拿不准他这样的商人会有怎样的待遇。经过深思熟虑，他连同他的珍贵瓷器都躲进了后院偏房的一道夹墙里，由麦太太给他送水送饭。后来麦太太告诉麦先生，他的躲藏没有必要，新政府正在与有影响力的工商界人士合作，商铺和企业都要公私合营了，他身为商会会长或许还能有一番作为。但麦先生却怎么也不肯走出来，直到他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深夜病死在夹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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