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在一起，寂寞的心，裸露在灯光
下，列车在黑暗中飞快地转移，这些上帝建造
动摇时光构架的惟一办法。
——托里·阿莫斯
编辑邓再次打电话来，体贴备至地问我饮食如何，睡眠如何，写作进展怎样，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去绍兴路上的一家叫“中国通”的咖啡店，与她和她的几个书商朋友见面。
我说好的。
车到了绍兴路，这是一条颇具文化气氛的小路，几家出版社和书店分置在路的两旁，取英文名为“Old China Hand”的咖啡店以其置于四壁琳琅满目的书与30年代情调的古董摆设出名。咖啡店主人是沪上颇有声名的摄影师尔东强，光顾其中的客人不乏文化圈名流，记者、出版商、作家、影视制片人、歌剧明星、西方学者，像夜空的星星一样在优雅背景下闪烁发亮。书籍、爵士乐、咖啡香、古董的摆设同时符合了这座名城的艳情记忆和现代消费指南。
我推开店门，看见邓和几位男士在角落围桌而坐，坐下来，发觉其中的一位书商颇为眼熟。他微笑着掏出名片递给我，我这才想起他是谁。在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就是系学生会文艺部长，高我两届，曾是我当初暗恋的对象之一。因为经常戴一副意大利黑手党式的帽子和墨镜，外号就叫教父。
记得当时复旦有一出堪称上海高校首出沙龙剧的戏，名叫《陷阱》，教父担任那戏的导演，我排除万难，力克群芳，争取到了做女主角。借着谈剧本的理由我常常去教父的3号楼宿舍，坐在一张“谈心桌”（此桌因经常有人围而谈心故取名“谈心桌”）的旁边，瞪着一双因近视而雾朦朦的眼睛，凝视导演那英俊而雄辩的脸，幻想着他会突然住嘴，然后把脸隔着桌子伸过来，像块磁铁一样粘住我的双唇。
这幕场景远比任何沙龙剧更令人激动难捱，但它从未发生过，我太年轻，十分怕难为情，而他呢，事后我听说他喜欢上我们剧组的负责舞台设计的女孩。那女孩常挂一串银质钥匙，长长的腿走起路来像跳华尔兹，笑起来脸上一左一右两个小酒窝，经常煞有介事地指挥男生拿着榔头，钉子满场乱转，对道具用纸似乎十分在行，常给“汇丰纸行”打电话，我私下里叫她“汇丰”。
“汇丰”把教父彻底迷住了，在大家沙龙演出前夜我亲眼见他们俩手拉手走在林阴大道上晒月亮。我的心情就像一首“伤心月光之歌”。
第二天正式演出时因化妆师临时有事没有能来，教父让“汇丰”给我化妆。只见她手拿一大把化妆笔，笑眯眯地走过来，像刷油漆似的给我上眼影、上腮红，又疼又别扭。
事毕拿来一面镜子一看，我几乎站立不稳，好好一张脸被涂得像马戏团的小丑，而教父帮腔说“十分好看”。于是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大哭一场宣布罢演，直到教父柔声细语地哄了我半小时。
他身上涂的古龙水像一种赔罪的语气一样熏得我甜蜜而伤感起来，然后新的化妆师给我上妆。当夜的演出十分成功，我演得有章有法，动情处泪如雨下，掌声狂起。
两个月后我就在毛主席塑像后的草地上结识了那个基督徒外加莎士比亚崇拜者外加性欲超人的前男友，就像前面写过的那样我们最终以撕破脸皮甚至动用有关安全部门的关系而告终。
回想起这前尘往事不可避免地有些愚蠢，但也是十分美妙受用。我想当初如果不是与那基督狂徒而是与教父谈情说爱，不知以后的历史是否会改写，我是否会碰到那么多事，是否会像现在一样疯狂地写小说，似梦非梦，暖昧不明地混迹于这城市中？谁知道？
“嗨，教父。”我高兴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手。
“你越来越漂亮了。”他恭维着，此话虽然老套但用在女孩子身上总是屡试不爽。邓又把其他几位男士介绍给我，他们彼此都是朋友，在邓所在的那家出版社底下成立了工作室，名叫“左岸”，大概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才会想出这么个文绉绉的出自法国新浪漫主义运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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