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性空前高涨，改革开放的步伐全面加快。
这是一所座落在北京某胡同内的中学。说是胡同，其实是条准大街，可容两辆公共汽车驶过。曾有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所中学教过书育过人，但该校自建校以来，在教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法和该老师的地位相提并论。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在这所学校找到了久经考验的反例。
杨帆和鲁小彬、冯坤、陈燕等孩子们，因为户口在同一条街道，便被现行的教育制度，一锅烩——无论学习好坏，一视同仁——烩到这所中学，这种升学方式，又叫大拨儿哄。巧的是，他们几个还被哄到同一个班，上初中，对于他们来说，和上小学并无实质性变化，只不过学校的位置和老师发生了改变。
杨帆中午不再回家吃饭，杨树林觉得杨帆到了初中就可以撒手了，自己初中的时候都开始给家里做饭了。于是每天给杨帆四块钱，让他在外面吃。一屉包子两块钱，吃两屉就能撑着，或者再找个同学一起去饭馆点个家常的菜，再一人一碗米饭。饭后，他们在校内或校外的公共厕所再一人来上一根烟，希尔顿，每次都要用火柴点个天灯，在房顶上留下一个个黑点。
鲁小彬他爸出国考察，给鲁小彬带回一台286电脑，鲁小彬叫杨帆和冯坤中午吃完饭去他家玩游戏，超级玛丽，装在5寸软盘里，一共七张盘，插进软驱里，咯吱咯吱响一会游戏就出来了。
鲁小彬家住楼房，是鲁厂长单位分的，挨着学校，一座塔楼的十七层。站在阳台，学校各个角落一览无遗：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横陈楼下，前院是初中部，中间是老师办公室，后院是高中部，旁边多出一块，是操场。
一次杨帆去鲁小彬家阳台透风，看见秦胖儿在刷饭盒。秦胖儿是杨帆的班主任，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教语文，兼班主任，姓秦，人又胖，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叫她秦老师，底下都叫她“秦胖儿”。因为胖，骑自行车不稳，便蹬着一辆三轮车上下班，经常把学生作业和下班买的菜一起放在车斗里，又得了一个外号，叫秦三轮儿。有一次看门大爷病了，换了一个小伙子看，不认识秦胖儿，见她推着三轮车进来，以为她是给小卖部送货的，坚决不让进，秦胖儿解释了半天，并从车斗里拿出学生作业为证，小伙子才让她进去，上课都迟到了。
杨帆叫鲁小彬和冯坤过来看，秦胖儿正一手拿着城墙砖大的铝制饭盒，一手伸进嘴里，不知道是在剔牙，还是咂摸手指头的剩余味道，往办公室方向走去。杨帆决定调戏她一下。
大约一个月前，杨帆上课睡觉，秦胖儿把他叫醒，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能买寸光阴，有意义的人生是在学习而不是睡觉中度过的。杨帆说，没办法，实在太困了。秦胖儿说，困就站着，到最后一排站着去。杨帆起身，站到最后一排，将教室全景尽收眼底：鲁小彬正在低下偷偷看《七龙珠》，冯坤正在玩掌中宝《俄罗斯方块》，倒数第二排一个女生正在看琼瑶的《青青河边草》，杨帆心想，怪不得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看她眼眶湿润。杨帆靠墙站着睡着了，呼噜声传到讲台，秦胖儿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威的公然挑衅，从事人民教师职业数十年了，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手一甩，台下的学生们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教室后方传来杨帆“啊”的一声，同学们望去，只见杨帆鼻尖留下一个粉笔的白印儿。杨帆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对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没办法，实在太困了。秦胖儿说，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困，一点没有祖国花朵欣欣向荣的样儿。杨帆说，也不是老困，上午体育课的时候就不困。秦胖儿更加恼火，说，那你就上体育课去吧——出去跑五圈再回来。杨帆走出教室，紧了紧鞋带，向操场跑去。另一班正在操场上体育课，见杨帆来跑圈，有人问，你们班是语文课，你怎么自己出来上体育了。杨帆没理他们，继续跑圈。跑了两圈，有人问，是不是你们老师让你为运动会做准备了，可是不上文化课很容易头脑简单，光四肢发达没用。杨帆还是没有理他们，心头只被一句话占据：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秦胖儿将成为这句话的见证者。
现在时机终于到来。杨帆用鲁小彬家的电话拨通学校传达室的电话，憋着气，嗓子发出浑厚的声音，说是秦胖儿的父亲，帮忙找一下初一年级的秦老师。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学校只有两部电话，一部在传达室，另一部在校长办公室。
杨帆他们看到传达室的老头托一个正好路过的同学带话，这个同学进了语文教研组，秦胖儿马上出了办公室，扭着屁股——尽管离得很远，杨帆他们还是能从她和身边经过的学生的对比中看出肥硕——一路小跑。
杨帆看到秦胖儿走到电话前，拿起话筒，上来就叫：爸！
杨帆在电话这边闷着嗓子说，谁是你爸啊。
秦胖儿说，哪位。
杨帆说，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秦胖儿说，你是谁。
杨帆说，我是谁不重要，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你的错误。
秦胖儿说，对不起，你找错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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