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小的时候不叫“江东”，叫“梁东”。北明中学的江校长是我的继父。这件事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生父是个赌徒。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离开了他。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就是那条刚被治理过不久的河。现在这河被换过了血液。虽说是花钱买来的清澈和丰沛，但毕竟像那么回事儿了。当它还是条臭水沟的时候，我的家就在它岸边的工厂宿舍区——没错，就是说差不多是我妈妈上班的这间工厂把这河变成臭水沟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气味蔓延在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公共厨房，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甚至我们每家的房间。这气味被小孩们讲得千奇百怪，有人说那是在河滩上烧橡胶的缘故，有人说那是被丢弃的死婴，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就说这是什么犯罪组织在销赃——赃物堆到河滩上，拿化学药品一倒，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除了这难闻的气味。其实那不过是这条河的气味而已，倒是无形中锻炼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在那栋筒子楼里其实只住到八岁。可是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依然听得见走廊上各家的门响，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脚步声，还有水房里自来水自由的喧闹。水房从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总是排着一条人人睡眼惺忪的长队，端着脸盆毛巾牙刷等着进水房盥洗，口角诅咒常常不绝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们的俱乐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时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户就没了隐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常常是这样的局面：我妈妈抱着菜盆子走进水房，如果她们本来是聚在一起的，见到我妈妈就会散开，要是她们本来是分散着的，我妈妈来了她们就会聚到一起，总之，永远提醒着我妈妈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提醒了我妈妈没有，总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妈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结论：唯一的不一样，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她们不是。
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口。
后来那工厂就被拆了，连同宿舍区。因为种种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到治理护城河的时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地方像个废墟一般荒凉。有一次放学，我和天杨就走到这河岸上。这河堤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就踩着杂草、沙砾和小石子安步当车，我给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显然兴趣不大。废弃的楼群里有个老太太在一堵断壁后面卖风车，她一定要我买一个送给她，她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老奶奶很可怜”。
沿着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条通向闹市区的街道。河堤的尽头是个永远浮着尘土的公共汽车站牌，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有个这么动人的名字。天杨得意地仰起脸：“我知道这儿为什么叫‘雁丘’。”
“是我爷爷跟我说的，”她说，“你听说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吧？”
我说：“是不是金庸写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声音很好听，“是元好问写的！”“元好问是干什么的？”“元好问是诗人，是……五代那时候的吧？”她歪着头想了想，“这不重要。重点是：这句诗其实说的不是人，是两只大雁。元好问他就是在这儿，这个河堤上碰见一个猎人，手里拎着两只大雁的尸体。猎人说，他本来是只从雁阵里射下来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见她老公死了，也飞下来撞死在岸边的石头上。然后元好问把它们俩的尸体买下来，葬在一起。就葬在这岸边上，所以这儿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没看出来，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江东，”她突然换了个很认真的表情——我猜得出来她想说什么，“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对了。“你千万别死。”我说，“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个，还得重新适应脾气爱好什么的，何必费事。”话没说完，一记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说。“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声中，我发现黄昏来临。这堤岸很荒凉，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件坏事，但是对夕阳来说，再好不过了。瓦砾，杂草，没有机器声的工厂，没有炒菜声的筒子楼。夕阳终于有了机会在这满眼的荒芜中透透气，尽情放纵它红色的、柔情似水的眼神。我很讨厌所谓诗人毫不负责的“抒情”，但我没办法讨厌夕阳。因为夕阳太善良了，它谁都瞧得起，就连这条臭气熏天的“河”，它也宁静地笼罩着，一点没有嘲弄的意思。
“该回去了。”我跟天杨说，“你信不信，周雷那个阴魂不散的一定还在校门口等你呢。”“讨厌。”天杨的脸红了，“谁叫你家就住在学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远一点的话，我就一定每天放学跟你一起回去了。”她把脸凑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对不对？”“我吃酱油。”我故意逗她。“装蒜。”她笑。“我装葱。”“你——”“又叫我去死？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我喜欢看她眼睛瞪得圆圆的样子。“当然没好处了。我还得再找一个，还得从头适应脾气个性什么的。”她学着我的口气，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方可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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