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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其实是应景之作，写得异常顺手，从投稿到签合同只一月。期间，编辑对一些可能引人不悦的材料做了些弱化处理。让我满意的是首印三万册，版税率百分之十起步，这样一算，短短三月挣五万多块，也不算白忙活。码字这条路似乎越来越有前途了。
社里还把此书作重点书，将召开新书发布会并联络百家媒体参加，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站中央地方海外应有尽有。对天宝说这事时他以为我喝高了：“给你这样的无名小卒开这种规模的发布会，闻所未闻。就算你这本书题材好，容易炒，风险也太大啦！”他掰起指头给我算，“大媒体一个红包五百，一般的三百到四百，最少也得二百，就算平均三百块，一百家就是三万块！哪有这么干的？”
我只好说：“我没疯，是出版社疯了，你到时来看看吧。”
他说肯定来。对出版业一无所知的杨星辰李皓只觉得我牛逼大了，小羽觉得我这人“还算靠谱”，决定参加发布会，给我压阵。
时间越来越紧，社里越来越重视，为了赶订货会，特地成立项目小组，连国庆休息都取消了。我也被纳入小组，任务是找人写书评，和责编老徐联络媒体。
这本书立意不错，但还很粗糙，我想好好加工一下，新年后出，但为了赶订货会，也为了防止不可预料的“放一放”啥的，硬着头皮上了。设计了十个封面，社长大人恰恰挑选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色泽太暗，放在书店毫不起眼；内页设计也缺憾，蜂窝状暗纹虽有隐喻意味，但不够洁净。社长大人军人出身，曾在某军委领导人身边工作过，说一不二的。老徐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出版社会议室太小，社长决定在繁华区租赁。孰料恰逢五年一度的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北京保安级别被调到最高，二环内沿长安街所有会议室都禁租。我和老徐忙活一阵无疾而终。社长急了，亲自出马谈妥东方广场里一个豪华多功能厅。赶紧布置会场，样书被运过来，在主席台上摆好几摞，横幅和招贴画被分别挂在主席台的后面和周围。
正好大举清理“不稳定因素”，周期性“猫捉老鼠”的游戏又一次上演，一时间诺大京城风声鹤唳流民四散。有愚老大撑腰的牛胖子、为联合国工作的李皓和有房有车有公司的杨星辰都不再担惊受怕，我这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码字工倒成了不稳定因素。暂住证硬硬地还在——过期了。
老徐一再吩咐我特殊时期不要乱跑乱动。好在我住的这个小区虽有扫荡，但没挨家挨户检查。出门异常小心，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小脚侦缉队”并不可怕，就怕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社会有报复心态的狂暴联防。我买来一双旅游鞋穿上，出门探头探脑好一番，随时准备拼上老命狂奔几千米。
午饭后急哧白咧地出门。先警惕张望一阵，没“敌情”，心想周末不致于吧，便放心小跑起来。刚出小区，一声断喝：“站住！干嘛的？”
我愣了一下，四周一看，没反应，以为幻觉了。正想走，一辆停在小花园树林里脏兮兮的面包车打开车门，几个守株待兔的联防跳了下来。我拔脚就跑，来不及了，几个大汉向我扑来，铜墙铁壁一般。拧脖子的拧脖子，拧胳膊的拧胳膊，抱腰的抱腰，抱腿的抱腿，那阵势，就TMD围捕基地组织某分支机构头目似的。牛胖子的午夜遭遇大白天地在我身上重演了。流氓会武术，鬼都挡不住啊。很快，他们大山一样压在我后背，我的胸膛紧紧贴在路面，我的裆部正好顶着路上一块锋利的石头上。我被压歪的嘴巴差点啃着被冻僵的泥土，我斜着的眼睛从地平线上望上去，犹如一只蚂蚁从地面望着大象，几条扭曲的人影绞刑架一样高大而伟岸。人影阴云一样倾覆下来破口大骂。他们口里飘出的大葱味熏得我翻江倒海，他们铁钳一样的鹰爪弄得我骨肉分离，而裆下那块坚硬嶙峋的石块狠狠撞击着我的命根，简直就TMD构成猥亵大地罪啦。那一刻，我意识到必须老老实实，再反抗肯定弄个自绝于人民的粉碎性骨折外加自宫于首都的现代太监。我嚷嚷我是去开会的，几人狂笑：“哈哈，人民大会堂还等你致辞呢！你开会，大爷我还开会呢，有证件吗？”
“放开我，我给你们拿嘛。”我挣扎着。
“在哪？”一家伙开始在我身体摸起来，旁人检查我的公文皮包，旁边有人聚拢围观。
我趁机陡然使出绝命力气，一下挣扎开，对两个傻逼河东狮吼：“操你大爷！瞎狗眼了？大爷是去开新书发布会的。”
居然有人敢骂他们，几个王八孵化物怔住了，一个头儿似的有些慌：“你开会？啥会？”
“新书发布会。”我拿出新闻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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