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曾在台湾、新加坡、欧洲等地连载，是我的第三个长篇小说。比前两本《我们的歌》和《落第》是短了许多，题材也全然迥异，虽说故事的发生现场部分在国外，内容却不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留学生文艺”。
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要创造像刘慰祖那样苦恼的人？也有读者告诉我：他的历史包袱背得不比刘慰祖轻，他无祖可慰，而想去流浪。
其实刘慰祖并不是我特意去创造的，他只是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苦恼的现代人随处可见，即或面上不苦恼，心里也活得不轻松。过去的历史，当今的现实，汇合成的巨重，是知识分子们精神上最大的压力。时代带来的真实现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必得亮出来仔细看看了。
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看过大山经过大海，曾身临其境的体验过。无论外界的影响如何，仍多能保持理智中的冷静，有自己确信的标准，不致因一股风一阵浪，或几颗抛过来的石块，迷失在不辨方向，攀附不着边缘的迷茫中。
像《春江》中的主角刘慰祖那一代青年，在平稳丰裕的环境里长大，被呵护得像缺乏防菌能力的婴儿，思想中被灌输的尽是年长者认为健康的东西。年长者只告诉这些不谙世事的人光明与美好，摆出慈祥睿智的面孔叫他们崇拜、歌颂，却把实际上存在着的阴暗和丑陋紧紧掩盖，藏起真正的生命历程，不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长辈也年轻过，懵懂过，犯过错误和荒唐过。
于是，这些青年人活在纯美的假象中，看到的是一片祥和温馨，充满道德的庄严，没有风沙没有流血，崇拜的偶像是百分之百的完人。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思想是纯净的，视野是碧绿而充满生机的。世界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完美无缺值得赞颂的。这一切，全是教育的赐予。
但是他们终要长大，要走出那个呵护着他们的玻璃盒，进入广大天地，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听闻各种各类的传闻闲语，看到各门各派的记述资料。这些东西像细菌，侵入他们没有防菌能力的躯体。结果是：美丽甜蜜的世界逐渐褪色，甚至毁于一旦。
思想健康坚持信仰的固然有的是，然而在理想世界破灭，偶像沾上污迹后，改变整个人生观的也不少，有的在失望中消沉，有的突然变成了偏激分子，有的犹疑拿不定主意，既割舍不掉长久以来所爱和所崇拜的，却又痛苦于被欺骗的感觉。
是这些青年人信心不坚意志薄弱吗？我想不能那么说。因为错不在他们本身，而在负教育责任的年长者。这情形正是一般人所说的：我们的青年在思想上没有打防疫针。没打防疫针的，就容易被传染上重病，或在重病中死去。
我遇到过很多没打过防疫针的青年，刘慰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当刘慰祖的圆满世界破灭后，历史的包袱立刻重重的压在他的脊背上，使他在重压中迷失，对整个人间愤怒，成了一个“愤怒青年”。
我对刘慰祖之辈的青年是同情的。因为我知道，在愤怒面目的后面，更多的是痛苦。愤怒青年没一个是快乐的，可说几乎个个是痛苦的。
如果我们不否认确实有刘慰祖这样的青年存在着，就要设法避免造成更多的刘慰祖。
历史的包袱是很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负担，无奈历史又不能抹煞或回头，而改过的新面貌该受到欢呼和信任。因此我们必得挣脱历史的压力。丢弃那个沉重的包袱，否则我们将永远活在历史的阴影里。
倘若我们真爱我们的青年，就要给他们打防疫针。
防疫针怎么打？以什么做疫苗？负责教育的明公们自然有所定夺。
我在国外接触的青年人极多，有多次与他们集会座谈的经验，印象是他们多半纯洁赤诚，努力向上，爱国家爱民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痛苦——对他们出国后听到的一些说词，某些在他们懂事以前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真伪，令他们感到怀疑，甚至有完美世界出了裂痕的遗憾。我对他们的安慰是：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犯过错误的，只要确实改正了，我们就要看他的新面貌，不要总挖他的旧墙角。人不能从过去里走出来是很悲哀的。希望在前面，不在后面，人要创造历史，不要被历史埋葬。原谅是高贵的美德。
结果证明：诚恳的解释可以卸去他们心上的包袱，真心的鼓励能够让他们感到自身责任之所在。
因此我认为：文过饰非，遮遮掩掩，华词美句，或一些呆板的教条口号，都不是有用的疫苗，真正有用的疫苗是诚恳与彼此之间的了解。不如坦率的告诉青年人：我也年轻过，也做过许多错事，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已在错误中学得了经验，你看到的，今天的我就是个什么样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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