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清晨六点，天色还暗着。长长的列车侧身驶过机修场散出来的错落光线，轻轻地嘎啦一声开过火车铁轨的叉点，变换到另一个车道，进入铁路信号房发出的灯光里，然后出来，通过满是红灯点缀一盏寂寞绿灯的跨轨信号杆，朝那等在弧形下阴暗无人的空旷月台开去。
伦敦邮车即将抵达终点站。
足足五百英里的旅程被抛在身后，抛在通往伦敦尤斯顿车站和昨夜的无尽黑暗之中，五百英里月光洒落的田野和沉睡的村庄，五百英里漆黑的城镇和永不稍歇的火车炉火，五百英里的雨、雾、霜以及漫天飞舞的大雪，五百英里的隧道与陆桥。
现在，三月萧瑟的清晨六点，山丘从周遭升起围拥着列车，列车状极轻松且平静，在它漫长而快速的旅程之后，即将停下来休息。整列拥挤的车厢之中，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人都因为火车到站而松了一口气。
那些松了一口气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人高兴得几乎要雀跃起来。其中一个是火车上的旅客，另一个则是铁路服务人员。这名旅客名叫亚伦·格兰特，而铁路服务员则为摩德·葛雷邱。
摩德·葛雷邱是火车卧铺车厢的乘务员，也是塞索至托基之间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因为二十年来，摩德令旅客忍受他的恐吓，敢怒不敢言，并任由他敲诈——指的当然就是钱财上的勒索。毋庸置疑的，来往旅客的怨言也从未停歇过。比方说，头等车厢的客人里，他“酸奶酪”的骂名远近驰名。( 每当他那张拉长了的苦瓜脸在潮湿阴暗的尤斯顿车站出现时，大家就会说“天啊! 酸奶酪又来了。”) 而在三等车厢的客人之中，他的绰号更是五花八门，但不管大家叫他什么，都非常贴切且惟妙惟肖。至于他的同事叫他什么，反倒没什么重要了。这其中只有三个人能够治他：一个是来自德州的牛仔；一个是女王麾下喀麦隆高地军团的代理下士；另一个是三等车厢里那个扬言要用柠檬汁瓶子敲他秃头脑门的不知名的小个伦敦女人。摩德不买任何阶级或成就的账：他讨厌这个，怨恨那个，但他非常怕挨揍。
二十年来，摩德·葛雷邱在工作上没什么贡献。打从他做这工作不到一星期，他就觉得无聊了，但他发现这是个饶有油水的肥缺，他要留下来捞一把。假如你从摩德那里拿到早餐茶，你会发现茶很淡，饼干很软，糖很脏，托盘满满是水，而且汤匙不见了；但当摩德来收盘子时，那些原先演练许久的抗议却到嘴边就无疾而终了。偶尔像舰队司令这类人会大胆陈述“茶太糟了”，但一般人只会笑一笑，然后付钱了事。二十年来，或因不胜其烦，或被威吓、勒索，旅客付钱摩德收钱。他现在拥有顿努的一栋别墅，格拉斯哥的炸鱼连锁店，还有丰厚的银行存款。事实上，他早在几年前就可以退休了，但他无法忍受失去全额退休金，所以愿意再熬一下无聊，并以除非客人要求，否则不送早餐茶的方式来平衡他的心态；有时遇到他非常想睡，根本就将客人的吩咐抛诸脑后。每次火车一到站，他就欢呼得好像刚服完一段徒刑，离出狱的时间愈来愈近。
亚伦·格兰特透过蒙上一层雾气的火车车窗看着月台的灯光，凝听车轮驶过铁路的叉点变换到另一车道的轻轻嘎啦声。他非常开心，因为结束这段旅程就等于结束了整夜痛苦。格兰特整夜强迫自己不去打开通往走廊的门，清醒地躺在昂贵的被褥上持续流汗。他流汗不是因为火车上的小房间太热( 事实上火车的空调很棒) ，而是因为( 噢，悲惨! 噢，惭愧! 噢，耻辱!)这火车上的小房间代表“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个干净的小房间，有卧铺、洗脸盆、镜子和各式行李架；依喜好选择的开放式或隐藏式橱柜；还有一个漂亮的小抽屉可以用来放置旅客认为贵重的物品；加上一个可以挂手表的挂钩。但对个中之人，又可悲又像中了邪的个中之人而言，它是“一个狭小的密闭空间”。
“工作过度”，医生是这么说的。
温伯·史崔特医生优雅地翘起二郎腿，一边欣赏着自己不停摇晃的脚，一边说：“放轻松，看看杂志什么的。”
格兰特没法想像自己能怎么放轻松，同时他认为“看看”是一个讨厌的词，而且是令人不屑的消遣方法。看看，是堆一桌子东西，从而满足纯动物性欲望的愚蠢行为。看看，真是的! 这个词光听声音就是某种侮辱，某种轻蔑。
医生孤芳自赏的眼光由摇晃的脚移到鞋子，说：“你平常做些什么? ”
“没有。”格兰特简短地回答。
“你放假时做什么? ”
“钓鱼。”
“你钓鱼? ”心理医生说。显然格兰特的回答诱使他偏离原本的专注自恋。“你不认为那是一种嗜好? ”
“当然不。”
“那你说那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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