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采访我的节目，主持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名人下海”几年来的感受。酸甜苦辣，感受良多，但事先没有准备却限定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哪有本事在瞬间精炼浓缩？然而面对着摄像机我自然想到电视屏幕，由电视屏幕又联想到屏幕上出现最多的广告，我就不假思索地说出平时看见某种广告时的感慨，我说：
“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首先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非常精彩，提炼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少报刊还转载引用，但观众读者肯定想不到我这话是怎样临场发挥出来的。前面说过，到了老年我对生活的感受都会以当年的体验为基准。当年我的无知及血污的报纸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如今我每看到电视上妇女卫生巾的广告，那些血污的“为人民服务”必定又会在我眼前浮现。我惊叹于现今妇女卫生巾的品牌繁多规格不一，令人眼花缘乱目不暇接，大概可以全部满足妇女们在各种场合的需要。坦率地说，任何商品供应的丰富对我的感触都不如小小的卫生巾令我感动。妇女们再不受硬邦邦的报纸折磨，“为人民服务”也终于摆脱月经的血污恢复它原本的意义；中国目前需要社会改革及改革的困难，就因为过去开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空头支票太多而今天又必须兑现。
由此我常想：赚钱当然是每个商人的首要目的，而要能赚到钱就必须时时刻刻考察、研究、试验并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只有迎合人们的需要、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把钱赚到手。商业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互为满足、相互服务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一次成功的商业活动就是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表面看来人人都只顾自己，客观上却是人人都在享受别人服务的同时为别人服务，在为别人服务的同时享受别人的服务。每个人获利的多少决定于他能多大程度满足别人的需求上，不能很好地为人们服务他个人立即会受到损失。任何个人如想最大限度地追求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别人服务好。商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取比对手为顾客即“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竞争一方的失败及损失，却会在宏观上使顾客即人民与社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提升人民的享受水准和社会的进步程度。甚至可以说，提高人民享受水平和促使社会进步，必须要以一部分商业活动的失败为代价。但在商业活动中失败者并非固定的，而每个人都天生有趋利避害争强好胜的本能，于是便激发出每个人的竞争性从而无限度地激起人与社会的活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生物ｙ。这样，“为人民眼务”的口号就真正落实并贯穿于所有的链环当中。
虽然生活把人情颠来倒去让我观察，从而使我觉得人不值得怜悯，但生活又颠来倒去地让我感到人还是应该有怜悯之心。因为后来我偶然遇见一个女人，她用她的怜悯最终将怜悯深深根植在我的心里。使我后来在某些时候即使明知会上当受骗，也不愿放弃一次可能帮助别人的机会。
幸亏我没有完成“叛特反资”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没找到带血污的印着“最高指示”或领袖头像的报纸，也就是说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斗争”，到第二年开春，农场的革命群众开始一个个解放牛鬼蛇神，第一个得到解放的竟然是我这只死老虎。
毕竟我与“叛特反资”一起劳改了一年多，我出群专队时牛鬼蛇神们都依依不舍地与我话别。“走资派”夸我确实改造好了，将来他一定派我当农场所有的“劳改释放犯”的队长，让全体“劳改释放犯”都向我学习。虽然我没有把哪个“革干”家属送去枪毙，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并不计较，仍真挚地握住我的手鼓励我出去以后还要好好改造。“二杆子”吐沫飞溅地说他最终发现“五类分子”中也有好人，以后他继续革命时一定要注意掌握毛主席“区别对待”的政策。还有的请我给他的家属带话，说他很快就能回家。他们的热情弄得我也热泪盈眶。
出了群专队还不是正式工人，只不过以被管制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劳动。在群专队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跟正式工人一起劳动我反而成了众目腹腔下唯一的监督对象，革命群众对我的宽大倒使我更加难受。从劳改队到群专队再到正常社会，在我身上体现的是每况愈下，于是几乎在我意识里种下了“劳改情结”。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众掌权的农场“革委会”居然批准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亲，凭这件违反当时常规的事我至今仍认为即使把社会搞得再乱，人与动物还是有区别。况且这次探亲假还不是出于我的请求，只不过大伙儿在田里劳动时一个小“头头”跟我聊天聊得高兴了偶然说了句：“你还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嘛！”我赶忙问探亲假需要什么手续，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还给我挤挤眼睛。我不懂他挤眼睛的意思，我观察他并没有挤眼睛的习惯，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说这话时向我挤眼睛？他的动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想搞清楚他有什么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干年后神经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动作是无意识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无意义的思索。
探亲假的报告很快便获得批准。我只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就爬上火车。这点钱还是“叛特反资”们凑起来借给我的。在劳改队我曾听说现在坐火车不要钱，可是上了火车才知道“大串联”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一节节车厢像拎着肠子持油似的查流窜分子和不喜欢买车票的“知青”，可见待在劳改队群专队听到的消息总是栅搬来迟。但我虽然没有钱却有“青春期”，列车员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里铁路我乘了七天火车也终于到达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费的候车室。有“青春期”的好处就是没有钱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请读者原谅我不写我怎样与母亲见面。在我另一部题为（习惯死亡）的小说中我曾有过一点点叙述，即便在那本书里我也不愿写得太多。我与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对于自己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一个作家总要有完全属于个人的私有精神财产；在一生的情感与一生的遭遇中，有些东西是和自己整个生命紧紧相连的。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系，如果将根暴露在外面，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营养。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系刨出来出卖，说明他已江郎才尽、即将枯萎了。我大半生经历的生活已经丰富得过于沉重，我的母亲是我利用这些丰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动力。现在我将我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悬挂在书房的墙上，她的微笑鼓励着我不断写下去。
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日久弥新。她老人家和我刚在一起过了三天愉快的天伦之乐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去。我以为“小脚侦缉队”这个词语应列为中国“文革”词典中重要的条目之一，那是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范例。一群大字不识的“居委会”老妇少妇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权抓任何她们认为可疑的人，而那时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断抓不胜抓，迫使她们像会说话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兴致勃勃地挨家挨户搜查。抓住后就交给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们的总部又负责收集她们的捕获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将被抓来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在一起，首创了世界监狱史上男女混合关监的纪录。
关我的派出所位于北京最繁华的区域，两进华丽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员的官邪。这应该是集中体现中国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里派出所只拨出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关进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个马口铁桶里排泄大小便，满了后才让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进后院的厕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为房屋紧张还是有意如此安排来作践人的尊严，或是要在男女差别的观念上来一场“彻底革命”，以便加快实现伟大领袖发出的“男女都一样”的号召。幸亏牛鬼蛇神们给我上过一堂妇女卫生常识课，不然的话我看到女嫌疑人当我面换月经纸肯定会大惊小怪。女嫌疑人在这里哪顾得上羞耻，要么将前面对着众人，要么将后面对着众人，而前后两面都是女性最隐秘的部位，只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彻底公开。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个十四五岁未成年的孩子，每当女嫌犯大小便时这些孩子们都从始至终观赏到底，现在想来他们的青春期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想尽快结束这一段落。我与一些不喜欢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样，不喜欢暴露那些丢中华民族的脸却又不应由中华民族集体负责的事。但我想我还有权利写自己。简洁地说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问你是谁。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后，由一个女“工宣队”指挥嫌犯们合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女“工宣队”严厉地规定大家都必须看她指挥而她却没有起码的音乐常识，大陆她在指挥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挥人的乐趣，她指挥错了总责怪男女嫌疑人唱错了，不时地用指挥棒敲打人头，人头仿佛成了她的打击乐器，弄得人人都紧紧张张地抱着脑袋眼睛盯住她唱。男男女女关在一起同在一个桶大小便的牢房里却从早到晚歌声不断，让不知情的外人听见还以为这群男女在欢快地干什么风流韵事。
我是母亲的灾星而母亲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总是出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母亲每天提着饭盒给我送两餐饭。我吃着红色的高粱米饭加几条青菜和几丝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详地等着，仍与那天我被开除时一样。那几条青莱和几丝榨菜在红色的高粱米饭上每一餐都摆放得符合欧陆西餐的拼盘规格。这时她仍保持着西方上层社会的礼节，即使对儿子也不盯着看我吃饭，目光镇静地看着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临一切的气度尸然她是这旧日官邪的女主人。
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她在窗外对一个已三十多岁却身败名裂陷入囹圄又子然一身的儿子作何感想。但我肯定这是她生产我的时候绝对没有料到的。当她第一次看见我带着她的血的面孔，她一定对我的未来有非常高的期望。而她的坚强就在于她能很平静地对待她完全预料不到的事，她接受恶劣的命运就像接受贺卡，拆开来看看便无所谓地放在一旁。对我被开除被劳改被群专直到被“小脚侦缉队”抓走，她就像看婴儿学步的妈妈早知孩子一定要摔跤跌倒才会走路似的，毫不惊慌更不责怪我。我从来没有听她老人家发过一句牢骚，她实际上很希望国家富强因而很拥护革她的命的革命。革命革得这样糟糕也是她老人家没有料到的，但她还是无言地将这一切当作意外地接到了一张陌生人寄来的贺卡收下。她常在窗外嘱咐我说被遣返回农场以后要尽快安置妥当，她准备来农场跟我一起过“劳动人民的生活”，她说她自小生长在水乡所以喜欢养鸭子，如果可能的话再养一只猎。她非常天真地以为农场是世外桃源。我当然不会扫她老人家的兴，告诉她那里既有活老虎也有死老虎并且更多的是打虎的英雄。
后来我才知道我所以被关了五天是派出所等我母亲筹钱买火车票。所以我不同意说“文革”给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损失其实都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譬如关押人要家属送饭，遣送人要家后买票，枪毙人要家属付子弹费等等，国家举办这次“革命”付出的成本还不如举办一次运动会多。当母亲凑到二十一元八角人民币在一天下午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第二天凌晨就派了四个臂膀上佩红袖章的革命小将押送我去著名的北京火车站。那会儿大街上只有扫街的清洁工，路过我母亲住的房屋后窗我看见灯还没有亮。我在穿军服扎武装带佩红抽章的革命小将们的押解下悄然走过，我想让她老人家多睡一会儿，谁知这就是我与她的最后一别。她要到送饭时才会发现我已被遣返走了。然后她又回到这间房里，去想象将来养什么样的鸭子及什么样的猫。
啊！那寂寞的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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