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那个女人就要出场了。在她出场前后，我的“青春期”连续发作了两次。
且说两男两女革命小将把我押到北京火车站时天刚蒙蒙亮，一男一女拿着劳什子证明进票房一会儿就办好了车票。四人又不辞劳苦地要亲自押我上火车。我们走进地道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旅客，灯光通明的地道里空荡荡地弥漫着一种不样的阴森。我走在前，小将们走在我后面。到了半途我听见四个小将啼啼咕咕不知商量些什么，随着响起叮叮哆哆解武装带的声音。我以为几个小家伙中间有谁要在这无人的地道中恶作剧地掀泡尿。那时见人有什么异样的动作我总与人要大小便联系起来，可能是因为看人大小便看得太多的缘故。谁知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后腿就遭到皮带猛烈地拍打，疼得我趔趄了一下腿肚子马上一片麻木。
遭到突然袭击我的“青春期”突然爆发，我急速掉转易去敏捷得像头豹子。这时一个小将正把皮带举在半空两个小将在跃跃欲试一个还手脚不麻利地解着皮带。等那举在半空的皮带快抽到我头上，我一把将皮带抓过来顺手一拧，皮带一眨眼就到了我手上。我冷笑着说：
“伙计，要讲打，你们四个绑在一起我用一只手就能把你们都打翻！你们信不信？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个反革命，专反你们这些革命的！不信，咱们就在这里试试看。”
小将们见我手里也有了皮带并且运用得比他们还要熟练，四人异口同声地耍赖：
“谁打你啦谁打你啦２你‘丫挺’的！你看见谁打你啦你看见谁打你啦！你‘丫挺’脑袋后面长了眼睛啦你‘丫挺’脑袋后面有眼睛？你“丫挺”好好走你的不许乱说乱动！‘丫挺’要好好走不许动！”
革命培养出这样的后代实在让我伤心，连强词夺理都软弱无力，皮带被人抢走了也没勇气夺回来。又要我走又不许我动，“丫挺”一词作何解释我也莫名其妙。这四个小将最大的不超过十八岁最小一个顶多有十四岁，一个小姑娘还长得很清秀，胡乱地扎着两条羊角小辫更显得稚气可爱。见我盯着她她马上将目光躲开，小嘴吸吸的好像要说些辩解的话。看她的面子我也就算了，不看她的面子我也只能算了。我说：
“我好好走我的，你们也好好走你们的。这样大家都好，谁也不伤谁。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就因为我一个人打伤了像你们这样大的八个娃娃。今天我急着上火车，不想再把人打伤了。走吧ｒ
四个革命小将垂头丧气地跟我走出地道口，一边走一边仍暗中啼啼咕咕个不休。到了有人的站台我随手将皮带还给那个抽我的小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这时闸门打开了，旅客们如同大难临头拆命逃窜似地向各个车厢拥挤。我是第一个到的当然有座位让我挑选，我就找了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下。奇怪的是小将们仍不走，在我背后的座位四散地坐着，好像他们也准备长途旅行。等车厢里坐着站着挤满了人还有人爬到行李架上躺着的时候，四个小将忽然凑在一起喊了声“开始！”接着，那个清秀的小姑娘英姿飒爽地站起来一脚蹬上她的座位，高高地挥舞着“红宝书”清脆地喊道：
“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我们现在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你们看见这个坏家伙没有？”
她居高临下地在我背后用一根稚嫩的手指在我头上狠狠地戳了几下，“你们大家看看这个坏蛋的丑恶嘴脸，这坏蛋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恶毒凶狠得很！他一个人就打死了八个无辜的革命群众！前些日子他偷偷流窜到伟大首都来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幸好及时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使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今天我们大家要押他回他来的地方叫他去受应有的惩罚。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警惕，人人都有监督批判他的革命权利！大家要擦亮眼睛，严防他在列车上又拉拢群众，阴谋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秩序。大家听清了没有？”
看不出这个面目清秀的小姑娘还真伶牙俐齿并且会编故事。这样的话她连说了几遍，特别把语气的重点放在我打死了八个人上面。开始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车厢里乱哄哄没有几个人注意，但听见我一个人打死了八个人全车厢二百多人突然鸦雀无声，都将惊讶的目光盯着我，远处的人还学她的样子踩上座位伸出长长的脖子，力图看清我的嘴睑如何丑恶，同时发出一片“呀呀哦哦”的恐慌议论。小姑娘宣布完了，小将们又齐声高呼了几句“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便昂首阔步扬长而去。他们留下的空座位立即引起一阵争夺，革命群众又互相对骂。
列车开动后车厢终归于正常，我就成了旅客们旅途中议论的话题。有的说听那些“小息子”的！他要是打死了八个人早就枪毙了，还由他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坐火车？有的说“小惠子”可都戴了红袖章，说的话总有点来头，不会无缘无故冤枉好人，你没见这家伙一个屁都不敢放。有的说最好离他远点，你没看他脸色铁青，没准什么时候他又犯横打人。有的主张告诉列车员，车厢里有这么个打死了八个人的危险家伙对大家都是个祸害。于是人们又纷纷埋怨革命小将，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通知列车员而不应把看管的责任推给旅客，万一发生问题由谁负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悄悄和她同行的男人换了座位，那男人实在无处可逃只得心惊胆战地用半个屁股挨着我坐，一路上连看也不敢看我。
我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没料到“小思子”们会想出这样的诡计，偷击不成便在大庭广众中糟踏我，叫我对他们无可奈何。难道我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说我是个诗人？诗人同样是危险的坏蛋。难道我能说那些“小思子”在说谎？小将们可都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那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符号，在政治上占绝对的优势。人们猜测得对，总不会一点原因都没有，我至少是个“劳改释放犯”，不管我怎样辩解都等于放屁。
但我有更多可想的，那就是我的母亲。想起她老人家我也就由人们去说吧，我想这时候她老人家应该知道我已离开了北京。
后来我每到北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息子”，在当时的首都街头有不少这类年轻人，他们无书可读成天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经常与“小脚侦缉队”密切配合干些抓人押人的勾当。算来他们现在也有四十多岁了，已成熟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是不是也认为“青春无悔”？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那时的阳光比现在灿烂？那个革命年代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风光的时期也是他们的“青春期”，那样的“青春期”会给他们终生留下什么影响？他们从小就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横行霸道、耀武扬威，仗着人多势众用阳谋阴谋对付强者，学会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编造谎言，最大的本事就是用时尚的语言蛊惑人心。到了新时期这些ｕ忠于”及“小脚侦缉队”突然销声匿迹，难道他们真的就在世界上消失？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会作何感想？
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暗自懊悔这次回北京倒给母亲增添了许多麻烦，遥遥的思念尚是一种安慰，见了面徒然增添伤悲。我决心口农场申请一间土房，将母亲接来养她喜欢的鸭子，再去抱一只小猫。既然我能够请探亲假，那个挤眼睛的小“头头”也会帮我实现这个理想吧。
虽然无端地在稠人广座中受了侮辱，让一个小姑娘用手指在头上戳戳捣捣，但从北京返回去不再害怕查车票了。小将们离开车厢时倒没忘记把车票摔在我脸上，让我能够不中断地坐到目的地。可是凌晨我出发时连水也没有喝一口，中午列车员推着小车卖盒饭，我才发现全身连一个钢湖儿都掏不出来。到了晚饭时间令人垂涎的小车又推来了，我又只好在座位上饥肠辆格地看旅客进餐。与母亲不辞而别加上被抽打、被侮辱、被猜疑。被监视又加上饥饿，百般折磨反反复复，怎能用“痛苦”一词表达得尽！我想，命运如果是考验我，如此种种考验也应到了极限，生活究竟是要将我铸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还是有意与我开玩笑要把我揉搓成一团废物？我真想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仰天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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