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2日
父亲是在深夜里中风的，当时他正在睡梦之中。他中风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是像他往常那样，一手托着腮帮侧睡着。只是第二天早晨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醒来。到了九点多钟还处在昏睡中，家里人就感到不对劲。母亲上前轻声叫他，他没有醒来，又轻轻摇动他，他仍然没有醒来。家里人顿时慌作一团。说来也巧，这时候来了两位医生，两位医生是老弟的朋友，老弟约他们来家里，是为母亲治疗关节炎。最近母亲关节炎发作，又酸又痛，以至不能站立，或者站而不久。这时候已经顾不上母亲的关节炎，赶紧抢救父亲。两位医生观察讨论了一阵，初步诊断为中风。老弟抓起电话叫来汽车，把父亲送进医院。经过CT、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检查，医生确诊为中风。父亲中风了，这一年他六十六岁，六六却不顺，在这个年纪倒下去，似乎早了点。
我们兄妹三人知道这一消息，是在父亲中风半个月之后。家里人觉得我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也就没有告诉我们，以免给我们添乱。一次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稍不留神说了句爷爷病了，他知道说漏嘴了赶紧又说已经好了。在我软硬兼施的追问下，儿子才点点滴滴透露出病情。于是我马上往医院住院部打电话，找到守在病床前的老弟，疲惫不堪的老弟才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父亲也已经稳定，等着慢慢治疗，你们不要急，急也没什么用。我赶紧将情况通报在美国的兄妹。那几天里，我们兄妹三人几乎天天打电话回去，隔着太平洋盼望太平，每次打完电话又必定互相通报一下询问的情况。大哥在医学院搞神经外科研究，自然询问得格外详细，以便诊断出中风的程度。刚好也是从医的大嫂回国探亲，更详细的了解了父亲的病情。最后大哥诊断是轻度中风。我们相信大哥的诊断和判定，大哥的话对我们兄妹来说，从来都是一句顶一万句。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元旦前回家了。过年总是要回家团聚的，一般病人也不例外，何况父亲还是第一次在医院住这么长时间，自然归心似箭。听到父亲回家的消息，我们心里也松驰下来，能回家起码说明父亲病情好转或者正在好转。听老弟说，父亲现在反应很慢，视力下降，说话吃力含糊，除了这些，没有太大的后遗症。只是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下楼外出，大多时间躺在床上，或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偶尔也看看电视，少了往常的威风和神气。根据大哥分析，造成视力和语言障碍的原因，是父亲脑血管有两处淤血，正好压迫视神经和语言中枢。所以，父亲现在在家天天挂瓶点滴，清洗脑血管的淤血部分，以便使血流畅通无阻。
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在美国的家里人全部团聚在大哥家里过节。这还是好几年来的第一次在圣诞节里团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不重视圣诞节，因为这是美国人的节日，作为中国人无法投入进去，似乎也不愿意投入进去，还是以过春节为正宗。但是人家美国人也无视你的春节，除非碰到周末，春节也不放假，所以每年春节，家里人不是这个上课，就是那个打工，总也团聚不起来。这么几年下来，自然入乡随俗认同了圣诞节，只是过法上有所不同，形式是洋节日，内容却是中国化。这天大嫂炒了一桌菜，开了一瓶“五粮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聊天，这次聊的主题自然是父亲的中风，聊着聊着又分析起父亲为什么会中风。
父亲的身体相当硬朗，一向很好。但是他从三十多岁就开始抽烟喝酒，而且非常厉害，抽烟一天平均要一包半。“文革”时期，福州市面上没有好烟卖，父亲那时候当供销科长，经常到上海出差，每次总要带回来十几条“飞马”、“大前门”烟，搭配着本地产的“水仙”、“海堤”次级烟，轮换着抽。父亲不仅爱抽烟，而且更爱喝酒，几乎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他从不喝“地瓜烧”、“福建老酒”之类的低度酒，而是喝六十度以上的白干酒，像什么“二锅头”、“洋河大曲”、“丹凤高粱”、“李渡高粱”。我到农村插队第一年，队里分红分了二十八块钱。回到家里，我给父亲买了两瓶“李渡高粱”，这是正中下怀的孝敬，父亲为此很高兴，好几年都把这件事挂在嘴边。父亲酒量大，而且酒风很好，说干就干，一口干尽，从来不拖泥带水讨价还价，更不会以水代酒搞些小儿科的把戏。多喝了几杯，他再劝人喝酒时就说：“从酒风看党风”。人家能不喝吗？那几年，父亲改任科室支部书记，那些委员组长们，不论酒量大小，酒风一律端正。每次聚会，总会在酒桌上派生演变出好几种关于党风和酒风关系的口号来，如“只有党风正，才有酒风好”、“端正党风，带动酒风”等等。一次一位同事酒后失言：“酒……酒风带动党风”。父亲猛然酒醒，一搁酒杯，斥道：“胡说！”从此规定再也不准在酒桌上说什么党风和酒风的关系。父亲五十年代初入党，对党一贯忠诚，是个特殊材料构成的共产党员。但是再怎么特殊，也经不起烟酒长期轮番的侵蚀，不到五十岁，就得了高血压，可他还是照样抽烟喝酒。直到那年春节，他突然心绞痛。那天我幸好在家，急忙找人要了几片硝酸甘油，让父亲含在舌下，才缓解脱险。此后父亲才戒烟少酒，并且开始重练十八锦段功，坚持练了十几年，耳鸣腿疾肠胃不适等等小毛病都渐渐好了，但是烟酒的副作用仍然消除不了。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父亲的中风与他长期的抽烟喝酒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又是急性子，急性子而马虎还好办，偏偏他是个急性子而又认真的人，大事小事事事过问，做起事来又一丝不苟，不顺心就发脾气。有些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事，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和摆平，可是父亲却要左考虑右考虑，总要考虑得周密无缝，才找你摆开来从容细谈说个清楚。我感到父亲做事很累，老也松驰不下来，经常劝他小事马虎一些，特别是些家务琐事，可以不管，这样可以省心。父亲却厉声反问：“我不管谁管？你们做儿子的管吗？”急性子而又认真，使他觉得事事重要，所以他的心情总是沉重，很难轻松起来，更不会对一些小事大手一挥或者一笑了之。父亲的中风跟他的急性子有一定的关系。
父亲病倒以后，我把烟戒了。其实我抽烟并不多，大约三天才抽一包烟，因此经常遭受烟友嗤之以鼻：“你这也叫抽烟？”但是我断断续续已经抽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曾经戒烟十几次。促使我戒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父母亲的谆谆教导和妻子的唠唠叨叨；另一方面是医生的明确指示。但是每次戒烟后不久，我总是忍不住又抽上了。这一次在没有教导唠叨和指示的情况下，我抽完“万宝路”烟盒中最后一支烟，把烟盒连同打火机往垃圾桶里一扔，自觉与烟告别。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沧桑感，从沧桑感中又生发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仿佛父亲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中，我握紧接力棒奋力向前跑去。我不仅要承上启下，而且还要扶老养小，所以在这种重要的历史关头，我是决不能有一点麻烦，崇高的使命感促使我把烟彻底戒了。妻子很奇怪，问我怎么不抽烟了？我说不抽烟不是正合你的意思吗？你还奇怪什么？她更奇怪了，自言自语说：“男人也真是，你越强迫他戒烟，他越是不戒；你不管他了吧，他自己倒戒烟了。”她想了半天，似乎还琢磨出某些哲学上的意思来。那天我向一位从医的朋友讨教中风问题，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中风是遗传病。”这使我吓了一大跳，虽说我当时面无明显反映，似乎还说了几句俏皮话，但是回到家之后我却一直在极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溯源而上，发现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得过中风，这给了我巨大的不祥之感。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祖父正躺在床上睡觉，有隔壁邻居来向他借大木盆洗澡，这大木盆是放在床底下的，祖父翻身弯腰把大水盆拉出来，这用力一拉，当即出了问题。祖父中风了，那一年他也是六十六岁。
对祖父的过去，我知道的不多，所知道的情况，大都是听父亲和姑姑说的。祖父似乎是三十年代到上海的，当时他是一人先到上海的，祖母带着儿女仍然留在乡下老家。我的老家在长江入海处的北岸一个叫海门的地方，从海门坐篷船摇摇晃晃一天多时间就能到上海，所以城乡距离不算太大，也因此吸引着老家人成群结队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来淘金，祖父就是与他远房表兄一起到上海的。远房表兄有一手算盘功夫，在上海滩操练没有几年，就进了英国人办的洋行做事。有一天，洋行老板在喝下午茶时偶尔说起要找个管家，远房表兄就将我祖父介绍过去。一直到陈、粟大军打进上海，十几年来，我祖父一直在这家洋行里做管家。
洋行矗立在外滩上，傲视着黄浦江，这幢尖顶大厦和左邻右舍的几幢楼宇后来成了上海最有名气的地标。父亲有一个大旅行袋，右上角就印着这个地标。记得有一次祖父指着尖顶大厦对我们兄弟三个说：“我过去就在这里厢工作。”那时候我们觉得祖父很不得了，居然在那么有名的地方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祖父是在里面当管家，虽然管家叫得好听，其实只是管管洋行老板的生活，倒倒茶水擦擦桌子，专干这一类生活小事，没有什么大名堂，按照时下说法，充其量就是个生活秘书。
祖父是个本分人，长得端端正正，手脚又勤快，深得洋行老板的欢喜。有一件事，使洋行老板对我的祖父深为敬重。那是有一年夏天，洋行老板乘邮轮回英国去度假，大概是兴奋过度，竟然忘了锁办公桌中间的大抽屉，而且锁匙还挂在抽屉的锁眼里。第二天，祖父收拾办公桌的时候，无意拉开抽屉，满满的一抽屉英镑，新新的扎成一刀一刀的英镑。祖父惊得一愣一愣，但是他没有见钱眼开，更没有萌生动一动的念头。他合上抽屉又锁上锁，用抹布把锁匙包好，扔进墙角一人高的青瓷花瓶里。三个月以后，洋行老板从英国回来，祖父当着他的面，倒举起大花瓶倒出抹布包，取出锁匙交给他。洋行老板打开抽屉，见抽屉里的英镑丝纹未动。这下轮到洋行老板惊得一愣一愣，他惊叹祖父品行高贵心灵美，又惊叹祖父臂力过人。祖父早年练过武功，为乡间武林高手，举一个大花瓶，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祖父没有动那一抽屉的英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三个月的日日夜夜祖父有没有思想斗争哪怕“一闪念”？他的身份所给他提供的便利条件，还有那三个月宽松的作案时间，就是蚂蚁搬家也把那一抽屉英镑搬回家了。为什么祖父却一动不动？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大辩论阶段。那时候我们兄弟三人都已经十二三岁左右，都觉得很有思想，对祖父这件事也展开了大辩论，发表各自的看法：“这一抽屉钱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拿回家是革命行动好得很！”“自己拿回家不好，而且土改时候评成分，肯定要评地主。”“但是可以把钱交给上海地下党啊。再不行，带回老家苏北解放区，交给新四军啊，买枪买炮打鬼子啊！”我们又引用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一文中的最高指示，一致认为祖父应该把这一抽屉钱拿回老家交给新四军，以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让“米”字旗飘落在黄浦江的怒涛中。
祖父在这件事上，充其量是不明智而已，但是他在另外一件事上，就犯了一个大错误。祖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所以祖父对我父亲这根独苗也就疼爱得不得了，一直到我母亲一连生下我们兄弟三人，祖父看到后续浓重的烟火，才放下心来。发生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是临近解放的一九四八年的春节，祖父一个堂弟，腰别小手枪，骑着枣红大马，带着四个腰挂驳壳枪、同样骑着大马的警卫员，威风凛凛的回到老家来了。他十年前突然失踪，十年后回来，已经是陈、粟大军里的团长了。这一件事在我的老家引起了轰动，吓得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还乡团都躲到外乡去了。他一直记着我祖父过去对他的关照，特地到我家看望从上海回乡过年的祖父，当他看到我父亲已经是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模样时，就对我祖父祖母说，让他把我父亲带到部队里去当兵，放在他身边当警卫员。祖父祖母紧急商量一整个晚上，第二天还是谢绝了堂弟的建议，并且过了年之后，祖父就把我父亲带到上海，送进一家小玻璃厂当学徒。父亲到老退休，仍旧在科级位置上挪来挪去，始终没有挪出个名堂。听到这件事是在四十年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在一次酒后告诉我的，显然这件事对父亲还是有影响的。我就想父亲如果当年进部队，就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享受离休待遇不说，革命得顺畅的话可以做到师团长，转业到地方，也可以坐到处局级位置上。后来我大哥十五岁时，父亲就通过关系，把他送到部队大熔炉里去锻炼，当了个小兵。果然，在他离国来美留学的时候，已经是正团职主治医师了。祖父不让我父亲去当兵，一个原因是担心枪林弹雨危险大；另一个原因是家境过得去，不想让我父亲这根独苗远走高飞。所以跟父亲毅然把我大哥送去当兵截然不同，大哥当的是和平兵，没有什么危险性，而且在“文革”时期当兵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解决就业的最优选择。所以身为人父，是可以理解祖父的决定。当然，我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在我做了父亲以后。
祖父似乎没有想到父亲最终还是离他远走高飞，那是六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玻璃厂决定迁往福州，支援前线建设。父亲在厂里是个工会干部，不仅自己带头响应，还挨家挨户逐个宣传动员大家支援前线建设，以至有一些工人至今还在骂当年是被父亲骗来的。父亲把家搬迁到福州，人去房空，对已经走进晚年的祖父祖母来说，平添了孤独和牵挂。几年以后，祖母病逝，祖父又和姑姑一家住在一起。这期间里，父亲曾经两次把祖父接到福州来住，朝夕相处，我们跟祖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这种亲情并不能消除祖父的孤独，祖父曾经有续弦之念，当他刚小心翼翼向我父亲表露出一点意思时，就遭我父亲的坚决反对。二十多年后，父亲曾经很感慨的对我说：“当年你爷爷有这种想法很正常，那时候反而是我很封建啊。”祖父第二次来福州的时候，一直想看看长孙，但是作为长孙的大哥那时候正在部队当卫生员，没有办法回家来。一直到祖父去世，他都没有见到长孙一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缺憾。
祖父是在“文革”后期去世的，那一年他七十岁。祖父是上吊自杀的，他为什么自杀？他为什么选择上吊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记得那年冬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学校里上“农业基础”课，因为面临“高中毕业”，大家要去“上山下乡”，学校就把操场挖掉，改成水稻田，让学生学“农基”活，大家挽着裤管，站在田埂上听老师讲如何插秧，然后准备下田学插秧。正在这时候，我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找我，告诉我祖父去世的消息，要我跟他回去，当晚乘火车去上海奔丧。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一路想着祖父的模样。我想起祖父的两个耳朵很长很大，那是长寿的标志，怎么刚跨进七十岁就去世了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而去的电线杆，想起我上海舅舅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时间加距离等于零。”当时我感到我这个在房管局当工程师的舅舅简直就是哲学家，他说的这一句话简直就是至理名言，一针见血的阐释了时间、距离和亲情的关系。的确，即使有血缘的亲人也经不起距离的隔绝和时间的磨损，祖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就是时间和距离所致。当我跟着父亲赶到上海河滨大楼四楼六号那个小房间，看到白布蒙身的祖父那张真实的遗容，我触摸到了非常具体的死亡，心中充满了悲哀，我的眼泪滚滚而下。办完丧事，父亲才告诉我祖父是上吊自杀的，我万分震惊。父亲对祖父上吊自杀很忌讳，交代我回到福州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说。祖父是平民百姓，是房管局退休工人，没有入党，也不是干部，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但是，即使不上纲上线，起码也是不热爱生活不热爱社会。总之，在那个年代（也包括现在），上吊自杀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十年以后当我又回到上海时，我曾经在一个中午时间，走进六号小房间。这是一个典型的斗室，仅能容下一床一桌，剩下只有合门和转身的空间了，房间幽暗，即使白天也要开灯。我关上了门，又关上了灯，在冥冥黑暗中努力寻找祖父的身影。我看到中风后的祖父如何躺在床上度过每一个像黑夜一样的白天，看到他扶壁而立，平静的将绳子穿过阁楼的横杠，仔细结好绳扣，认真检查吊绳的承受力，然后他把绳环套进自己的脖子。我想象着在这个时候，祖父心里在想什么，他有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南方他那唯一的儿子和三个孙子？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有没有使他产生过动摇犹豫和留念？哪怕一丝的动摇犹豫和留念？看来没有，距离和时间已经磨损了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祖父已经深深感到孤独和无助。我看到祖父是这样平静的走向死亡，根本不把死亡当成一回事，顿时感到他非常高大伟岸，我以往所有对生与死的思考都不值得一提。我拉开门走向走廊的阳台，望着远处国际饭店和永安大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久久的站在那里。
我到“STOP ＆ SHOP”购物后出来，总要到过道旁免费磅秤上站一站，看看体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百三十五磅，虽然是毛重，但是也不得了，家人朋友对我纷纷声讨，我心里也感到对不住大家。幸好我一米八的个头，把肉分摊一下，看上去还不是太胖。而且在美国，和那些比比皆是的大胖子中胖子相比，我倒显得匀称和谐。并且我个头体魄也让一些美国朋友惊叹，为中国人争了不少光，所以我也就没有刻意去减肥。我食欲非常非常好，而且又懒得锻炼，再加上又戒了烟，体重就这么一路稳步增长。一直到查出来我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才引起我的警惕，于是我决定减肥。
要想减肥首先必须节制饮食，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我食欲好而且不挑食，一天一锅米饭就能把我摆平。我有严重的“米饭情绪”，我吃过中外各方的美食佳肴后得出一个结论，天底下最好吃的饭菜是大米饭和红烧肉，特别是我母亲煮的大米饭和烧的红烧肉，那是我永生难忘的美餐，吃完之后我能展翅飞天。到了美国后我仍然吃米饭，一顿不吃米饭不舒服，两顿不吃米饭人难受，三顿不吃米饭没法活。在美国那么多年，我真还从来没有一天不吃米饭。即使外出只能吃西餐，侍者问我点哪一种伴侣食物，我脱口就是Rice（米饭），而且吩咐要多一点Rice。平时在家里就自己煮米饭，一煮一大锅，可以吃两三顿。要吃时开水一冲电炉一煮，就做成泡饭。配上毛豆炒咸菜油煎咸带鱼榨菜豆腐乳，都可以百吃不厌。而且我还喜欢开水泡饭这种简洁的形式。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中午时间，我和几个从上海来的同事聚在一起大吃泡饭，吃得酣畅淋漓。还编出不少顺口溜：“泡饭泡饭，中华高尚饮食；爱我中华，不可不吃泡饭。”“工人吃泡饭，领导一切权力大；农民吃泡饭，奔驰汽车开回家；战士吃泡饭，巡航导弹用手挡；领导吃泡饭，进军北京有希望；我们吃泡饭，省下美金买楼房。”老板是个从台湾来的华裔科学家，各方面都已经美国化，见到我们大吃泡饭就惨不忍睹，连连摇头又苦口婆心劝告我们：“千万不能吃米饭，米饭是碳水化合物，吃了最容易发胖。还有马铃薯。”老板最后一句话显然是针对我说的，我不仅爱吃米饭，还特别爱吃马铃薯，切丝剁块怎么个煮法我都喜欢吃。自然我们几个不听老板的劝告，相反觉得他可怜，整天往嘴里扒拉着生菜，几片菜叶子能撑住身体吗？有一次他病倒了，我们就劝导他：“人是铁而饭是钢，不吃米饭腰板不硬。男人腰板不硬就不好办啦。”老板无奈的苦笑说我们的话是歪理。
我无法抗拒米饭的诱惑，所以减肥一次又一次失败。我仍然每顿吃两碗饭（只是尽量把饭装浅一点），让自己充分享受那饭后美妙的感觉。然后饭后多多喝茶，冲涮肠胃里的积油。早晨和晚上我争取多活动身子骨，防止身上长肉。至于今后我是不是步父辈后尘中风，我就不去多想。十几年前当我从祖父住的六号小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死亡。我不仅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而且认识到死亡并不遥远。正是因为我对死亡清醒的认识，使我在而立之年就开始热爱和享受每一天。当然我的享受最重要来自精神方面，来自我对生命的热爱。当我走完了青年而又走进了中年，中年更使我感到人生的美好。我迫不及待的写了一首诗高唱中年：你说难舍青年／我说憧憬中年／中年标志着成熟／中年象征着丰收／中年是生命的蜜月／中年是历程的丰碑／中年是和谐的交响／中年是悠然的云鹤／中年淡泊宁静／中年大智若愚／中年宠辱不惊／中年微笑人生／当你走向中年／你会感到生命灿烂辉煌／当你告别中年／你会自豪曾经拥有中年。这首像大白话的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是这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人到了中年，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成熟。其实也很简单，成熟就是人到中年以后知道自己能力学识有限，知道这个世界有太多自己做不了的事，这时候你就会减少浮躁而心平气和，你就会宽容许多人和许多事，你就会感到平平常常才是真，你就会体会“平安是福”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你就会珍惜每一天甚至每一刻。这就是成熟，成熟使人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我有时候在想，人的感觉非常重要，幸福欢乐如何，痛苦忧愁如何，其实全在于人的感觉。我到了中年以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种认识。当然，我到了中年以后也开始喜欢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喜欢上升到抽象的层面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我现在的方位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我和时间有什么关系？我和历史有什么关系？我和世界有什么关系？我和宇宙有什么关系？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深刻或者肤浅，或者貌似深刻其实肤浅，或者貌似肤浅其实深刻，或者幼稚可笑得根本不值得一问。但是我都一样投入进去想来想去。四十岁那一年，我对我过去作了一次很认真的回顾。那时候我在异国他乡的美国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正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为了避免精神的迷失，我必须认识确定我自己，然后我再选择怎么走。
我的老家在江苏海门，我对那块临江依海的故土非常生疏。至今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很小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另一次是护送祖父的骨灰回老家与祖母合葬，那一年我已经十八岁，点点滴滴的印象全部注人心头。我记得那一天我们一早就离开河滨大楼，乘车来到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坐上一艘叫“东方红”的大型客轮，客轮驶出黄浦江又驶入长江，几个小时就靠到长江对岸的青龙港码头。我一直站在甲板上，观赏两岸风光和江上船景，想像着祖父和父亲当年坐着篷船摇摇晃晃来到上海的情景。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他坐篷船来上海，船到江心的时候正好起大风浪，船左摇右晃几乎被掀翻，非常危险。而现在的大型客轮则不管风吹浪打，照样稳稳当当行驶。我们上岸之后乘车来到一个叫伙隆镇的地方，然后又坐自行车又步行，天黑的时候才回到我的老家。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我到房子四周的田地里去散步，他指着告诉我哪里到哪里过去是我家的田地，我当时感觉到这有点像地主富农回来倒算一样，很紧张地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我更紧张的是我祖上居然拥有这么大片的田地。后来我悄悄的问我姑姑，她告诉我说我祖父的祖父很有钱，曾经盖了一幢大房子，只是他爱喝酒，有一次喝醉了往草房里一倒，翻来覆去的时候碰倒了油灯，一把大火把房子全部烧光，从此家业衰败，一直到我祖父才重振家业略有建树。我祖母是个小脚女人，留在老家就管着这一大片田地，农忙时就请些村里壮劳力来帮忙打工。我祖父每年有固定的银元带回来，因此家境过得去。土改时期评成分，我家本来可以评为富农一档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评为上中农。这中间是阶级的分界线，评上去了就是剥削阶级，评下来了就是被剥削阶级。在这种可上可下的紧要关头，我家被敲定为上中农，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祖父祖母的人缘关系。祖母信佛吃素，虽然面目严肃却是心地善良；祖父在上海经常接待乡下老家来客，每次回到乡下老家，又带回各种礼物分送乡亲乡邻，平时行善积德终于有了回报。这是很重要的回报，如果评上了富农，我家后来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碰到“文革”那种非常时期，难免就要抽筋剥皮。那几天我跟着父亲在老家忙来忙去，特别是在一个冬日融融的下午，父亲和姑姑们将我祖父的骨灰装进一个粗瓦罐里密封好，埋在我祖母的棺材旁边，老家就刻在了我的心头。这可能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根。根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了根就有了底，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人如果没有底，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迷失。所以没有根的人要苦苦地寻根，寻到根的人精神就找到软床，可以稳稳当当地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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