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车慢慢走上一处缓而长的高坡。这已经到他回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了。他们魏家桥大队、县和省城呈一个钝角三角形。回来,他没有路过县城,而是沿着黄河逶迤而行,路途虽然近了一点,但触目荒凉,景物单调而冷清。
高坡上光秃秃的,只有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像一片片阴影似地铺在黄沙上,坡下是崩塌的崖壁,由于没有植物根须的牵连,像刀切的一样笔直。坡上,星空显得更加寥廓,四野显得更加空旷。夜风,随着驴车从坡下爬上来,忽前忽后地在他耳边轻吟。坡下,浑浊的河水反光不强,看不见星星在水面上跳动,也没有月亮的倒影,但是,整条黄河都在发光,成了一条博大的、宽阔无比的、银闪闪的光带,气势浩然地向东舒缓地飘荡,仿佛是她永不休止地环绕大地转动,才带动了两岸,带动了山峦,带动了地球的旋转似的。
他并不习惯于常常推敲生活的哲理,但是,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当他俯望着月光下静静的黄河时,总是被一种深邃的、神奇莫名的力量所吸引,要他去思索,要他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人的命运不像河水的湍流,能让人一目了然,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陡然出现一个想法,一个闪念,一个阻碍,改变人以后生活的流程,而一经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命定的必然性。他,在大发其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形……
不过,我们还是照他本人的回忆来叙述吧。
“革造联”夺了县委的权,“红革造”又夺了“革造联”的权。“红革造”台前虽也是一帮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而背后摇羽毛扇的却是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一虎。王一虎从他躲藏的老乡家跑出来,运筹帷幄,第一件事是抓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吴尚荣,另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竟是他的搭档尤小舟。
尤小舟又被抓了进去,这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早先也闻风到正副书记一上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王一虎会使出这样的梨花枪:刚掌了权,就趁《红旗》杂志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之机,给尤小舟戴上个“彭德怀分子”的帽子。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吴尚荣是个坏熊,王一虎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县委大院里摩拳擦掌,想回去把“农民赤卫队”再召集来干一场,而好心的政治干事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抓尤小舟的命令盖的可是省上的大印,因为北京批来了他给中央的一封信。你反对么?那就是反革命;你不同意么?那就是反党。“就尤小舟自己,不也是乖乖地坐上吉普车走了么?”
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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