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坡底赋闲的贺爷，无时不在打听儿子的下落，却不时听到儿子和儿媳锒铛入狱、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插指甲签的消息，凡此种种之后，是慷慨就义、血染刑场乃至于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而怒目圆睁、而月余不腐的传说。鉴于儿子已经“牺牲”过多次，贺爷心中虽一惊一乍，却未敢贸然设置灵堂。
忽一日，贺爷收到陕西商县龙驹寨税务查征所署名“贺云峰”的来信，信中说：“携内子与幼儿来陕，倏忽三载，恍若隔世。幸就所长一职，尚可平安无事。只是与家乡关山阻隔，旧日亲朋，杳如黄鹤，静夜难眠，时在念中。敬请回函示知家乡情况及亲朋消息。”贺爷一看字体，就认出是儿子亲笔所写，掉下热泪说：“这娃子，你不是去了阴间么，咋又窜到人家陕西阳间收税去了？还给我添了一个小孙娃哩！”立即拍马上路，直奔陕西龙驹寨去了。
原来姨父和三姨逃离河南，到了西安，找到了几个流落西安的河南老乡，却找不到地下党组织的一点儿线索。一天，三姨踯躅街头，远远看见旧日延安陕北公学的一个“校花”，浓妆艳抹，一身珠光宝气，与一个国民党军官吊着膀子走出酒楼，荡漾着醉意的眼神似乎向三姨瞟了一下。三姨警觉这已经不是“同志的眼神”，恐有变故，立即隐入人群，与姨父连夜逃离西安。
姨父想起了中学时代的同窗兼同乡、时任陕西商县税局局长魏鼎，就跑到商县向魏鼎谋职。魏鼎明知姨父的政治身分却佯装不知，只是按照税局章程，让姨父找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职人员为他具保，特意说明，只保证“不贪污、不携款潜逃”即可，别的事情均不在具保之列。姨父心领神会，急向堂兄贺石发信求保。贺石又以郑州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的身分作了姨父的保人，而后就跟随部队转移到宁夏驻防去了。姨父和三姨在商县“潜伏”下来，转眼就是三年，依旧找不到党组织的线索，焦虑中隐瞒身分，写信向父亲打听消息。
日本鬼子好像瞅准了贺爷去龙驹寨看望亲人的空子，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动了“豫西战役”。国民党四十万大军不战而逃，郑州、洛阳相继失守，豫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贺爷一来到龙驹寨，就陷入有家归不得的窘境。姨父和三姨好像从豫西战火中听到了召唤，感到再也不能在税所隐蔽下去了。
“爹，我要撵你走哩！”姨父说。
“你往哪里撵我？”
“撵你回家。”
“嘿，眼看鬼子来了，人们都往后方逃，你咋往沦陷区撵我？”
“爹，我听见你的战马‘咴咴儿’叫，战刀也在‘呜呜’响哩！”
贺爷的眼睛霍地一亮，又渐渐暗淡下来。
“胜子，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忘了，政府能叫鬼子步步紧逼，占领我大片国土，却容不得民众拿枪。你就是拿一根拨火棍捅捅灶火，他们也怕火星子会像烧荒样烧到他们身上。那年咱组织抗日义勇军，不是叫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下令解散了吗？”
“现在还哪里有啥长官司令部？枪声一响，他们比老百姓跑得还快！地方政权七零八落乱搬家，河南省政府也钻到伏牛山南边内乡县的山旮旯里了。小日本儿能有多大的巴掌，再加上为虎作伥的皇协军，也捂不住一个伏牛山。爹，我们组织民众武装，抗日保家乡的时候到了！”
贺爷眼又亮了，“你是说，你也跟我回去？”
“对，”姨父指着我三姨说，“还有这个女兵哩，再带上一个兵娃娃。”
三姨说：“爹，我们商量过了，请你老人家先走一步。胜子不能说走就走，还要对得起这里收留我们的朋友，请税局核查了账目，抓紧办理了退保手续，纵有刀山火海，我们也要踩着你老人家的脚印回去！”
贺爷说：“那我再多问一句话。”
姨父说：“爹，你就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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