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和三姨离开龙驹寨，穿过卢氏山区，来到了L县境，远望重山叠嶂，云雾苍茫，还要走一百五十华里的坎坷山路，穿过重重封锁，才能到达坡底镇。姨父料想自己是L县无人不知的“共匪”逃犯，如秘密潜回，一旦被国民党顽固分子或日伪军察觉，都会无所顾忌地暗下毒手，遂决定走一步险棋，利用父亲的关系，公开通过国民党控制区，大摇大摆地回去。
进入县境第一站，就到了贺爷在县西的换帖弟兄、县保安团前任团长王西峰家里。王西峰惟恐贺爷的大公子出了差池，酒肉款待后立即为姨父备马。三姨不会骑马，就怀抱幼儿坐上了两根竹竿架起来的一把软椅——由两个脚夫抬着走的“兜子”，或叫“滑竿儿”，护兵前呼后拥，到了国民党流亡县政府所在地中山镇，径直进了县政府财委会委员长孔贤之的府第。孔贤之的老家与坡底相邻，一家老小都在贺爷的势力范围之内，更是不敢怠慢了这个不期而至的“共匪”要犯。流亡警察局局长也是国民党蓝衣社在L县的头目，闻讯要暗下毒手，倒是把孔委员长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阻拦说：“我的爷，你这不是要用他爹的手灭我全家嘛！”吓得他一夜未眠，亲为姨父查岗放哨。次日一早，又仿效王西峰的规格，派马匹和护送人员，送姨父一家绕过日军占据的县城，到达县北山区，又由一位旧时相知、因伤退伍的爱国军官热情迎送，平安到达坡底镇。
姨父和三姨被前呼后拥着走了一百多里盘山路，就等于向山路两旁失去组织联系、潜伏在山村野寨里的本党同志发出了通知。有一位躲在路边目睹了当时情景的老同志说，嘿呀，他头戴博士帽、身穿丝绸长衫，时而在马上远望，时而手拿“文明棍”下马缓行，一群护兵围着他团团打转，风光着哩！
姨父和三姨刚刚到了坡底，数十名地下党员翻山越岭，蜂拥而至。自从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一年发出“豫西干部大撤退，党组织停止活动”的指示以后，L县地下党领导成员紧急撤出，还留下这批互无组织关系的同志“隐蔽待命”。大家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原县委领导人，都认为时机到了。在仍旧得不到上级党组织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姨父毅然在贺家大院召开秘密会议，建立了L县中心县委，决定重点做好开明士绅贺雨顺先生的统战工作，改造、壮大抗日自卫军，开展豫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姨父对贺雨顺先生亦即对父亲的统战工作无疑是成功的。姨父与父亲之间的重要谈话几乎可以照抄“新闻用语”说，“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真诚的磋商，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自卫军内部聚集了大批爱国情绪十分高涨的青年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已有地下党员潜伏其中。但上层成分复杂，有的是带着看家护院的“家丁”来入股的财主，为的是背靠着贺爷这棵大树好乘凉；有的是借机扩大势力的土豪劣绅，搜罗流氓、兵痞、土匪，打着“自卫军”的旗号占山为王。贺爷与他们均有旧交，心存厌恶却又无可奈何，遂接受我姨父的建议，自卫军设立政治部，任命我姨父为政治部主任，同时任命一批中共党员担任各分队政治指导员，加强政治工作，纯洁组织，整饬纪律，提高队伍的战斗素质。
贺爷的这一决定，受到自卫军内部以赵双贵为首的一群绅士的抵制。赵双贵说：“贺司令，恕我直言，贵公子是受到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他既然回来了，我们睁只眼、闭只眼，平安无事就好。再请贵公子当咱的政治部主任，不是故意给当局闹别扭，也是给贵公子找麻烦嘛！”
绅士们跟着起哄说，三思，三思！
贺爷说：“双贵兄，你说的当局在哪里？你还找得见他们吗？哼，没听见鬼子枪响就兔子样一溜烟儿地窜圈了！他们通缉的共党要犯倒是堂堂正正回家乡请缨抗日，请诸位说句公道话，这个通缉令是不是下颠倒了？谁要承认这个通缉令，那就请他把胜子五花大绑着，送给他的当局领赏好了，听说，他那颗脑袋不便宜，值一千块现大洋！”
贺爷一席话说得赵双贵面红耳赤，跟着起哄的绅士们也一个个目瞪口呆。
李紫东连忙打圆场说：“还说啥通缉令，我好赖还算个区长，可是当年张贴通缉令的区公所倒是找不见了，也摸不着县政府的衙门朝哪儿开了！胜子身处逆境而不改报国之志，难能可贵呀！要是大家一时不放心，那就叫胜子在司令身边当个贴身参谋吧！”
绅士们随声附和说，中，中，就这了！
贺爷问：“双贵兄，就这样定了吗？”
赵双贵急忙讨好说：“我的贺司令，我不过是飞到你这棵大树底下遮风避雨的小虫儿，刚才话说重了，也只是怕贺司令树大招风。既然大家都说贵公子当你的贴身参谋最好，老朽岂敢抗命！”
贺爷微笑说：“好，这个贴身参谋，我收下了！”
赵双贵又带头拍起了巴掌。
贺爷却又沉下脸，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命令……”
李紫东慌忙站起来，对绅士们说：“起立，起立呀，这是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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