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赵归华已是大一的学生了，在南方一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千禧之夜，他给父母发来一份精美的电子贺卡，又带声响又带动画，一条稚拙可爱的小龙飞过来飞过去。赵归华说，寒假期间准备去本地一家电脑公司打工，挣一点钱。然后和几个同学一块去旅游，春节可能不回家了。可可复信说，不行，暑期再做此类安排，春节要去看北京爷爷。改姓之后，对孩子称呼两边的老人便是北京爷爷和武汉爷爷。许多年来，也就这么叫了下来。儿子复信说，那他直接去北京，打工一事已经答应了那家公司，挣的钱可做新学年的学费。又问，北京爷爷家有电脑没有？上网没有？如果没有，他便不能去了。从高一起，儿子就沾上了电脑，可以三日无鱼肉，不可一日无电脑。上大学后，他还做了一个自己的主页，成立了他们高中几十个同学的“网上班会”，天南地北的，天天有人来这儿聚。
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纪老人，一个与世隔绝的单身女儿，哪里扯得上什么电脑、上网呢？但中欣还是打电话问了北定。北定说，我们要那玩意儿干嘛？我们现在连电视都不开。过了一会儿，北定又打电话过来说，爸爸说去买一台，问买什么牌子的？老爷子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中欣不安起来。她说，先别买！为孩子的一句话，买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犯不着！你们平日也用不上它。
几天之后，北定打电话来说，电脑已经买了。那天她刚说暂时别慌买，老头子就跟她急了，说，用老子的钱买点东西，老子还作不了主了？当即逼她找人去中关村挑了一台拖回家来。现在已经安好了。只是她不会用，要不然可以和在美国的东胜发伊妹儿了。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还未全部长成，便各自东西了。先是各自到东西南北中去当兵，八十年代初，除了中欣留在老家湖北以外，都陆陆续续调回了北京。几年之后，南进一家去了深圳，东胜跟丈夫去了美国，北定和西平留在北京。北定一直守着老爷子，西平却是常年不见踪影的。西平是他们老赵家改革开放的先驱，一直在做各类大大小小的生意。做得好的时候，香车华屋歌舞宴饮。做得不好的时候，被人追得鸡飞狗跳墙，常回家里讨些盘缠钱外出避风头。中欣记得那年生孩子回家，西平已经在折腾一些小买卖了。一次他拿回家几个手掌大小的电子计算器，给中欣演示了一番，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再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得数就在那个小窗口上清清楚楚地蹦了出来。那时候，这种玩意在用了千百年算盘的中国大地上，还是一个稀罕物。在此之前，中欣只在机关的财务处见过那种手摇式的计算器，沉甸甸的，像一架英文打字机，左手推一下排挡杆，右手转一下摇柄，跳出一个数字，算一道题，还不如算盘快呢。如今这掌心薄薄的一片，嘀嘀嗒嗒一点，成千上万的大数字，一眨眼就算出来了。西平见中欣一副惊讶神色，夸耀说，加减乘除平方开方百分比，啥都会，怎么样？当家庭主妇了，来一个！中欣问他是哪弄来的。西平说，一个朋友从国外捎来的，一般人要，150元。你要，100元。那时，100元还是一笔不小的钱，相当于她和可可俩人一个月的工资。再说刚添了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多了。便说以后再买吧。西平说，你真想要，50元给你算了。中欣便买了一只。这是他们手足之间第一次做生意，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不知是自己少给了西平钱呢，还是西平多蒙了自己的钱。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将西平臭骂了一通：你这个二道贩子！你这个跑单帮的，你跟你妹妹做起买卖来了！你老实说，你这玩意儿哪来的？究竟多少钱一个？西平说是秦家的老二从香港弄回来的。按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折价，45元一只。西平说，我没赚中欣的钱，要是别人，少了100元，我还不稀罕卖呢。西平说的秦家，是中欣父亲的老上级，当时正是位高权重之际。西平一说秦家的老二，把老爷子噎了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说，咱们不管他老二老三，咱们不做这些下作事。西平说，您哪，您这就太落伍啦！这巴掌大的小东西算个啥？现在呢，毕家的晋军，武家的和平都在捣腾军火了。您不信？给我钱，明儿我就给您扛一挺机关枪回来。
老人满脸涨红，怔怔地望着西平，半晌说不出话来。在中欣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子女面前站在了下风。
中欣回家以后，发现花50元买的那个计算器，在几个月间，竟像蝗虫一样一拨又一拨地出现了――MADE IN HANGKANG，MADE IN TAIWAN，MADE IN JAPAN ……价钱也没个谱，有的三五十，有的一两百。还有电子表，录音机，傻瓜像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到来了。
7
忙乱中，春节很快就临近了。在这期间，中欣为了老赵家新世纪的第一大聚会，几乎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聚会做了很多事：给美国的东胜发电子邮件，给深圳的南进打电话，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西平。一个个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终于约定了这一次的龙年全家大聚会。并说好各自一定要把配偶子女一并带回来，不带回来的就是小乌龟，到时将小乌龟贴他一脸－－就像孩提时代玩扑克牌那样。中欣甚至把话都说到了绝处：哪怕老爷子以后的追悼会你们不回来都行，反正他也不知道了。但这一次一定得回来，让他活着看到比死了看到好。
在此之前，赵家最后一次的大团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中欣的妈妈还在。该生的孩子都生了，该离的婚还没有离。那是赵家有史以来家族成员最多最全的一次聚会。那一次还专门到首都照像馆去照了一张规规矩矩的全家福。那张全家福至今还挂在中欣父亲书房里的墙上。书房正墙的中间是赵耀同志身着那套英武的将军服，在一九五五年受衔后拍的标准像：肩上扛的是少将一朵花。左边是一九七一年赵家的五个孩子先后全都当了兵时与父母的合影。在那种男女不分的军装包裹下，是一副副还没长硬朗的身子骨和一张张透着单纯稚气的脸。只是母亲的眼里有许多的忧郁，父亲的神色中有些许怆然－－那时，他已被剥去了军装，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老式斜纹布旧军服，在一片新得发亮的绿军装中间，显得有些萎缩。一向讲究衣饰的母亲，只穿了一件剪裁稍稍别致的春装－－那尖领比当时普通常见的要大一点而已。父亲那张将军照的右边，挂的便是八十年代那张全家团圆像：两个老人，五个子女，五个配偶，四个第三代，总共十六个人，将那画面挤得满满当当。
那个时候，对赵家来说，甚或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段平平和和的好日子。刚从许多年的混乱中走出来，尚未走进另一种混乱。父母身体还算健康。父亲业已渡过了离休的危机时期。五个孩子的五个家庭都建立了起来，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一个个也是不愁吃穿。既无什么风险，也没太大的贫富悬殊。况且还有一个个很诱人的美丽远景等在前头：到什么什么时候翻两番啦，到什么什么时候进小康啦……反正，是一个让人心平气和又充满向往的时期。
那次回去，可可也是一个人物了。他读完研究生，留校任了教。发表了一些据说是很有份量的论文。那些论文，中欣家的人都没有看过，既便看到也不会感兴趣，但那毕竟是在一些权威报刊上发表出来的。在北京的时候，还有国家体改委的电话打到赵家来找可可的。因此，中欣的父亲与可可的话稍稍多了起来。他对可可研究的东西不清楚，便讲自己打仗的经历。但往往他一开口，几个子女就一块起哄：又来了又来了！你那几个段子我们都能背下来了－－老子把他的裆一抓，他小子的眼睛就直勾勾了……大家一片哗然。老人也笑了，边笑边骂道：你们这些小锤子！没有老子的那一抓，你们现在早就给小日本当亡国奴了。孩子们说，你把小日本说得多好，你抓他的裆，他还能让你生了这么一大堆－－劈刺－－西平对着父亲做了一个捅刺刀的动作：早就让你“死啦死啦的”。
那次回家，中欣最感意外的是，子女们都敢跟老爷子开玩笑了，有的玩笑甚至还开得很过分。从小到大，父亲在他们心中是威严又神圣的天王。远远听见他皮鞋的踏踏声，汗毛都会立正的。父亲的话，就是他们的最高指示－－当然，父亲许多的话本来就是毛主席的话，他任何时候都能找到适用的毛主席的话。他曾说，毛主席真是不简单，把这个世界上的话都说尽了。到得后来，孩子们不光拿他说的话开玩笑，也拿毛主席说的话开玩笑了。比如家里剩了一点饭，便会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另一个便答道：“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开始的时候，一听见这类亵渎的语言，老人会立刻翻脸，勃然大怒：你们跟老子放屁！
要是回到往日，孩子们要吓得打哆嗦了。可后来一点都不气短了，一句话就能把老爷子顶到墙角旮旯里，噎得老人半天说不出话来：您还这么护着他呀？您当年西路军的亏吃少啦？您文化大革命的亏吃少啦？您的彭老总是怎么死的？
子女们跟他起哄，老人便去给几个孙子辈讲。偶尔被他们的父母撞见，便会说上他几句：别给小孩子说这些，怪吓人的。要是谁把谁抓个一下呢？
每当这种时候，老人便会沉默了，会一下子现出苍老和呆滞来。
寂寞的时候，他也会去给可可讲。可可总是微微地笑着，很专注地听他讲。对于可可来说，如果“红军”曾经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话，那么现在，红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兴趣听岳父讲那些往事。他的中国革命史知识在许多时候能与岳父的讲述对接，并能读出教科书上不曾有的东西。只是他发现，岳父给他讲的那些，大多也是教科书上的，电影中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只讲和日本人打仗，不讲和国民党打仗。岳父跟日本人只打过那么几仗，讲来讲去便常常出现重复……（后来，可可了解到，有的人从来就没跟日本人打过仗。八年抗战，半个日本人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把他的裆一抓”了。）可可想，岳父不谈与国民党打仗的事，大约是怕他这个国民党的后代听了不舒服。他体味出了老人的善意，还是主动提到了国共间的几场大仗。岳父却不接他的话头。可可发现，岳父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了解非常少，岳父在这方面的知识，大约也只是来源于电影、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可可便给他说抗战中的那些著名的战役，说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和苏俄的关系，说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说自己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之后是如何看待那个日益腐败的政府……可可的坦诚，广博，无拘无束甚或离经叛道，一开始都让岳父十分意外，不知如何应对，他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听。中欣对父亲的这种反映也十分意外，有几次她都担心父亲会和这个异端女婿争吵起来的。
可可笑着说，怎么会呢，只要以诚相见，有什么事不好说呢？其实，我倒真想他和我争一次，他把太多的想法憋在肚子里。可可说，大半个世纪的严酷现实，这些老人们――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言说能力。可可说，有数十年间，他没有听过父亲讲自己，他那一张嘴，仿佛永远只用来讲课的。直到八十年代，政治宽松了一些，他才听见了父亲心里的一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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