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见岳父，可可一直记得很清楚。不管岳父大人的意愿如何，从法理上说他们结成翁婿关系已是事实。
那天，一对新人在口袋里揣了一些糖果，乘车去了西北郊的中央党校。经过一套很繁杂的手续，中欣的父亲从校园深处向接待室走来。中欣远远地就看见了自己的父亲，说声来了，便拉着可可快步迎了上去。在互相走近的时候，两个男人已将对方打量了个够。中欣父亲那时刚刚六十，身板硬朗，穿着一身不戴领章帽花的将校呢制服，迈着那种铿铿锵锵的军人步伐直朝他们逼了过来。要是在战场上，这架式足以让敌手心虚的。中欣大约早已忘记了与父亲在电话中那一场决绝的争执。此时的她已是个胜利者。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她冲上去吊在父亲的脖子上，撒起娇来。父亲一脸的哭笑不得，连声说，搞什么名堂，搞什么名堂，你也不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嘴上虽然这么说，却没有任何的拒斥躲闪。他是喜欢小女儿吊在自己脖子上的。这既掩饰了他在与女婿的第一轮角力中失败的尴尬，也慰籍了女儿对他深深的伤害。父亲在他女儿的屁股蛋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说，长不大，疯丫头。可可觉得岳父这两巴掌的寓意很深，一是显示了长辈的至尊，二是表现了他与女儿能如此亲切，三是告诉女婿，那屁股蛋子他是有资格去拍的。女儿叫了起来，你把我打疼了！父亲说，这是在大马路上，要是在家里，比这还要疼。这话是双关的，说给女儿听的同时，也说给了女婿听。但可可能接受，它毕竟表达了一种和解，甚至是妥协。
可可的一位朋友曾经对他说过，翁婿之间，其实是一对永远的天敌。一个男人，生养了一个娇嫩的小女儿，在怀里，在膝上将她呵护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有一天，另一个年轻的男人要把她带走，并且据为己有，这其实是很残酷的呢。更残酷的是，在这种较量中，永远是年老的那个男人败下阵来。他没有办法将心爱的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无论是他的时间，还是他的伦理，都不可能。后来，可可果然在好几次婚礼上看到，做岳父的比做岳母的更为伤感。那是一种掩藏着的，透进骨子的伤感。
许多年后，可可想起朋友的这番话，心中第一次对岳父升起了一种敬意。不是他最终默认了女儿的叛逆，而是他在这场较量中，受到双重失败的打击下，真正像一个老兵那样，隐忍又悲壮地退下阵来。没有叫唤，没有报复，只独自一人将伤口拭干净。许多经历过战场上生死成败的人，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中欣的父亲将他们带到他在党校的宿舍。那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套间，外间是书房，里间是卧室，还有一个小卫生间。书桌上堆放着许多书刊报纸文件和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可可原以为岳父会对他提出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祖宗八代的各种历史情况。没想到坐定之后，岳父便像汇报一般说起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开了哪些哪些课，传达了哪些哪些文件，哪些哪些课是由谁谁谁来讲授的，有时还复述一下课程的内容。有些内容如果属于保密范围，他便说这些不能对你们说，只传达到省军级。又说中国今后会怎么怎么样，在二十世纪末会成为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国家。一直到最后才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然后，特别对可可说，当时的延安，也有一些像你这样的青年，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如释重负地说完这一番话后，站起身来，说，颐和园就在隔壁，我带你们去颐和园玩。
在中欣的父亲去卫生间的时候，可可小声对中欣说，挺可爱的，像中学生一样。
中欣的父亲说话的时候，可可一直微笑着，很认真地听他说。但与其说他是在听岳父所讲的内容，还不如说他是在听一个一生坚定地将自己献给了革命事业的人的某种精神。在见岳父之前，可可曾准备好与岳父深入坦诚地交换一些想法，探讨一些问题。在听完岳父的讲话之后，他感觉自己原来准备要说的那些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知道，自己要说的话会像飞去来器，旋转了一圈，依然回到自己这里，它什么也碰不着。
中欣的父亲以行军的速度，带着他们俩在颐和园里走满了一大圈，然后走出大门。他说，我不能留你们吃饭，我们这个班的学员，进餐是预定好的。
第一次与岳父见面，可可说的话，自始至终加起来也超不过十句。他感觉到，岳父并不想听他说什么。他要让这个夺走自己小女儿的小伙子知道，自己依然是至高无尚的。
5
那一年，可可和中欣的儿子出生了。当时，可可刚考取研究生。他是直接以初中学历考上的。学业压力很大。为了不给可可的父母添麻烦，也想偿还一下结婚几年未还家的思念之情，中欣是回北京生产的。
外孙出世之前，中欣的母亲问，给孩子起了名字没有？
中欣说，正编呢。
中欣的母亲说，你爸想让他姓赵，不知杨可可家答不答应？
中欣听了有些惊讶，不知父亲为何会生出这么一个突兀的念头，便笑着问妈妈：姓了赵就走上革命道路了？
中欣兄弟姐妹五个，三女二男。大姐北定生的是儿子，名字早已起定－－再说对方家是独子，要人家改姓说不过去。二姐没孩子，她说她不要。大哥生了个女儿，二哥也是个女儿。
中欣说，爸爸从来不信这一套的，怎么现在想起这档子事儿来？
那时，中欣父亲正经历着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从中央党校出来，在某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还没有待上两年，一纸命令下来：退居二线。再不久，一刀切，回了家。六十多岁，便开始了干休所小院里的养老生活。不管怎么说，文革时他还在台上－－虽然常常是在批斗会的台上，但他毕竟没有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他们这些人，已经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里到外地政治化了。他们没有想过死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在家养老等死的心理准备。他们只准备了在战场上战死，或最后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两种死法，是他们逃避死亡恐惧的最好方式。现在，一批最不怕死的人，开始恐惧在无所事事中向死亡一步步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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