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自选集

作者:韩少功

出访印度之前,新德里烧了一次机场,又爆发登格热,几天之内病死者已经过百,入院抢救的人则数以千计,当局不得不腾出一些学校和机关来当临时的医院。电视里好几次出现印度军警紧急出动在市区喷洒药物的镜头,有如临大敌的气氛。

我被这些镜头弄得有些紧张,急忙打听对登什么热的预防办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岛以前也流行过这种病,只到近十来年才差不多绝迹。但对这种病较有经验的医生还算不少。一位姓凌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登格热至今没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预防药品可言。考虑到这种病主要是靠一种蚊虫传染的,那么唯一的预防之法,就是长衣长裤长袜,另外多带点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的气温转凉,长衣长裤长袜已可以接受。但我没有料到,紧紧包裹全身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各种防蚊药剂,用来对付印度的蚊子仍是防不胜防。星级宾馆里一切都很干净,只要多给点小费,男性侍者的微笑也应有尽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脸,嗡嗡蚊声仍然不时可闻,令人心惊肉跳,令人心里“登格”。有时,几位同行者正在谈笑,一些可疑的尖声不知从何处飘忽而近,众人免不了脸色骤变手忙脚乱地四下里招架,好端端的一个话题不得不中上和失散。出于一种中国式的习惯,我对眼前的飞蚊当然决不放过。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动作总是引来身旁印度人惊讶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错了什么。

中国使馆的官员也给我们准备了防蚊油。他们后来才告诉我,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国度,大多数人都持守戒杀的教规,而且将这种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驱赶,但断断不可打杀。对于我两手拍出巨响的血腥暴行,他们当然很不习惯。

我这才明白了他们一次次惊讶和疑惑的回头。

也才明白了登格热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们幸福了,那一百多条死于登格热的人命怎么说呢?人类当然可以悲怀,悲怀一切植物、动物乃至蚊子,但人类有什么理由不悲怀自己的同类?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积善的记录看得比同类的生命更为重要?

在印度,不仅蚊子们幸福,人类以外的其他各种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头常有呼啦啦的猴群从你身边跳踉而过,爬到树上或墙上悠闲嬉耍。每一片绿荫里也都有松鼠在道上来回奔窜,有时居然大摇大摆爬入你伸出的手掌。还有潮水般的鸦鸣雀噪,似乎从泰戈尔透明而梦幻的散文里传来,一浪又一浪拍打着落霞,与你的惊喜相遇。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似乎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动物园,置身于童话。你周围的一些公共服务场所也常有这样一些童话式的公告牌:“本展览馆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这种拒绝钟表的时间表达方式早已被新闻、法律、教材以及商务文件久违,大有一种童话里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来是各种动物杂处的乐园,后来人类独尊,人类独强,很多地方的景观才日渐单调。我在中国已经很少听到鸟叫。那些儿时的啁啁啾啾一一熄灭,当然是流失到食客们的肠胃里去了,到中国人花样百出的冷盘或火锅、蒸笼或烤炉里去了,到遍布城乡灯红酒绿热火朝天的各色餐馆里去了。中国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么都敢吃,什么都要吃。一个宗教薄弱的世俗国家,一个没有素食传统的嗜向性大众,红光满面大快朵颐成了人际交往的普遍表情。人们正在吃得一个又一个物种几近绝迹,随着食文化的发达繁荣,眼看着连泥鳅、青蛙一类也难于幸免。我一位亲戚的女儿,长到八岁,至今也只能在画册上认识蝌蚪。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决无中国这么多对于动物来说恐怖万分的餐馆。这当然让刚到此地的中国人不大习惯。有时候搜寻了几条街,好容易饥肠辘辘地找到了一家有烟火味的去处,菜谱也总是简单得让中国食客们颇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圣物,不论野外有多少无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厨的。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猪肉也是绝大多数餐馆的禁忌。菜谱上甚至极少见到鱼类,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鱼,两地的习俗不知是否有些关联。可以想见,光是有了这几条,餐桌上就已经风光顿失,乏善可陈,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么珍奇的荤腥了。在这一个斋食和节食几乎成为日常习惯的国家里,我和朋友们不得不忍受着千篇一律的面饼和面饼和面饼,再加上日复一日拿来聊塞枯肠的鸡肉。半个月下来,我们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减肥的状态,眼球也叭哒叭哒似乎扩张了几分。

咽下面饼的时候,不得不生出一个疑问:印度的军队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是否有点力不从心?印度的运动员们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热量?如何能保证他们的体能,足以抗衡其他国家那些牛排和猪排喂养出来的虎狼之师?难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奥运会上,偌大一个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块奖牌。这一可悲的纪录原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倒让我觉得顺理成章。也许,素食者自然素心——相当多数的印度人与竞技场上的各种争夺和搏杀,一开始就没有缘分。

他们看来更合适走进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寺庙,在那里平心静气,无欲无念,从神主那里接受关切和家园。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大概就会像所有我所见到的印度老人,成为一座座哲学家的雕像,散布在城乡各地的檐下或路口。无论他们多么贫穷,无论他们的身体多么枯瘦衣着多么褴褛,无论他们在乞讨还是在访问邻居,他们都有自尊、从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们的目光里有一种对世界洞悉无余的明亮。

一块奖牌的结局在印度引起争论,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对体育政策、管理体制、文化传统的分析和批评。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对我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不需要金牌。”

“为什么?”

“金牌是体育的堕落。这样的体育,以巨额奖金为动力,以很多运动员的伤残为代价,越来越新闻化和商业化了,不是堕落是什么?”他再一次强调,“我们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谐的生活。”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班加罗尔一个剧院门口,等待着一个地方传统剧目的演出开始。由于1996年度的世界小姐选美正在这个城市举行,他们也七嘴八舌抗议着这种庸俗的西方闹剧。

我们用英语交谈。说实话,英语在这里已经印度化,很不好懂,清辅音全都硬邦邦地浊化,与英美式英语的差别,大概不会小于普通话与湖南话的差别。我们代表团的译员姓纽,英语科班出身,又在西北边睡与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多年交道,听这种英语也有些紧张,脸上不时有茫然之态。我比起小组来说当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听我们的英语毫无障碍,收支失衡的语言交流大体还可以进行下去。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印地语译员,很难深入这里的社会底层,很难用手势知道得更多。英语在这里仅仅是官方语言之一,只属于上流人士以及高学历者,普通百姓则多是讲印地语或其他本上民族的语言——这样的“普通话”在印度竟多达二十几种。这个国家一直处在语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分裂,也有阶级的分裂。他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秦始皇,主体社会至今人不同种,书不同文。他们也没有诸如1949年的革命大手术,贵族与贱民的分离制度至今存留如旧。这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文化的大一统。我没法知道,是社会的裂痕,阻碍了他们语言的统一?还是语言的裂痕,阻碍着他们阶级的铲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着英语的引导,你当然只能进入某种英国化的印度:议会、报馆、博物馆、公务员的美满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学,还有独立、博学、优雅并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国电视和阅读美国报纸的知识阶层。但就在这些英语岛屿的周围,就在这些精英们的大门之外,却是残破不堪的更广阔现实。街道衰老了,汽车衰老了,栅栏和港口衰老了,阳光和落叶也衰老了,连警察也大多衰老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抄着木棍,活得没什么脾气,看见哪一辆汽车大胆违章,也只是照着车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时候,他们搂着木棍或者掉牙的套筒枪,在树荫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车乱窜尘土蔽天日月无光。所有的公共汽车居然干脆拆掉了门,里面的乘塔们挤不下了,便一堆堆挤在车厢顶上去,迎风远眺,心花怒放。乘着这样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车驶入加尔各答市恒河大桥广场,你可能会有世界轰的一声塌下来的感觉。你可以想像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废墟,想像街上涌动着的不是市民,而是百万游牧部落正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城市并且到处安营扎寨。这些部落成员在路旁搭棚而居,垒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积着太多的阳光。他们似乎用不着穿什么,用不着吃什么,随便塞一点面渣子入口,似乎就可以混过一天的时光,就可以照样长出身上的皮肉。他们当然乞讨,而且一般来说总是成功地乞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印度有很多餐馆,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寺庙。他们以印度人习惯施舍的道德传统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为自己衣食的稳定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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