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亲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亲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对此原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肉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朵，使母亲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
“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一栏。我的天！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竟然签署着“有选民权”四个耀眼的黑字。这是我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我们管界的民警，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在我平反回京之后，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了）。我当真安心多了，至少母亲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个目不识丁。但又比知识妇女还要坚韧的母亲。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接到来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亲不会写字，为她代笔的是我老家的堂妹，并附寄来大队的证明，大意如下：我母亲是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返回老家不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负担，村里决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北京云云。我没有权利复信对此事表态，尽管我去派出所转我母亲的户口时，民警对我母亲的问题有过暗示，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好将此信转寄给我家原来所在地的派出所。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我着实太愚蠢了，乱世中的派出所，怎么能下命令把我母亲接回来呢？！
当时的心绪坏透了，在马圈看见的那一幕，始终像影子般地跟随着我。连夜里做梦，都梦见我和母亲被那些红卫兵画成不同的鬼脸，用绳子绑在一起游街；然后，如同《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场景中描写的那般，无数支飞箭向我和母亲的身上射来。我一边用身子挡住母亲，一边高喊：“妈——你快跑——你快跑——”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我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间囚徒，并且分为四个地方生活，我们到底都犯下了什么大罪？现在母亲又成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鬼——她将到哪儿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园给桃树剪枝时，董派人来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动乱之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出于理智的考虑，我已经处理了可能引发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我埋葬了我手里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于母亲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担心有造反派，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会连累到朋友的——我把这些情义无价的信函，一起带到了桃园。监舍不仅人多眼杂，随着“文革”的紧张气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同类与非同类的关系，都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觉得不是地方。无奈之际，忽然记起了《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觉得为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在一天出工之际，我把它们揣在怀里，到了干活的地点，先用铁锹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在纷纷的落叶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园方圆二百多亩，树与树之间又相互障目，没有人会发现我的仿古行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国妇女》杂志的那封退稿信，我边撕边反省自己对时代的纯真和无知。之后，我又撕绍棠写给我的便笺，心中充满了感伤之情——我进了劳改队也就罢了，绍棠这个50年代的天之骄子，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来，怎么也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了呢？！最后撕的是陈燕慈写给我的信，自从我去信托商店买自行车，碰到她以后，我除去为陆丰年找她借过《金蔷蔽》，还谈了我们彼此这么多年来的情况。她有着不大和谐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陈果（小名苹果），女孩名叫陈染（小名葡萄），她说她的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好人与好人，由于双方个性的距离，不一定能够组成一个美好的的家庭。
我对她的不幸，完全能够理解——在学校时她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当然都回忆起昔日十分珍贵的学校时光。后来因我每次返场，都要经过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两次，她特意在她的住家路口等我，并骑上自行车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岁月，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送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男囚，这一幕十分罕见的时代戏剧，使我终生难忘。因而我对她写给我的信，比其他的信件更为珍重。但是这又是必须撕掉的，一旦革命群众找我的麻烦，波及到我这位真挚的朋友，我的良知将永远戴上枷锁而不能解脱。我把她的信撕碎，并用手捧了几捧落叶——秋时无花可伴，就让这些在秋风中飘落的桃树叶片，伴随着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在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忆起来，我埋葬于桃园的纸片，都是无法追回的可贵史料）！
至此，我内心已无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因此当董派人来叫我回去时，我一路心绪坦然— —即使是祸起萧墙，我也牵连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队部，我才发现我的神经，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诉我的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着的迟家邻居来这儿找我，她是专为送口信到团河农场来的——我的母亲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来了。董让那位送信的邻居先回去了，因为大院里没有接见室。
“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农场抓我来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说。
董维森笑了笑：“在这儿改造没有别的好处，优越性只有一条，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人，红卫兵无权从这儿带走。不是没有来过提人的，都被我们给挡了回去。”
“来要过我吗？”我看队部办公室没有别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董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快点回家吧，处理一下你母亲回来的事，再回场子。”我没有顾得上换衣服，穿着一身劳动服，就骑上了我的那辆自行车。可以想象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内的，在路上，一个昔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突然盘桓在脑海中：古人说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两句成语，真是准确至极。外院迟家的孩子，之所以能跑几十里路，特意给我送口信来，因为她的爸爸迟家庆，也是一个在边疆改造的劳改犯。我们外院紧挨着迟家住的还有王家，他家的长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张沪的话，一共有四个之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刚刚受到冲击，红卫兵第一次给我母亲颈上挂上大牌子的时候，我母亲曾当场倒在地上，是外院迟家的迟晚枫，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内院刘嫂的儿子小胖送我母亲到医院抢救的（此事我母亲一直没有对我提及，是怕我为她挂心）。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生活告诉我的，而非书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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