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
他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梦幻，他是以老党员、老记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中国青年报》大门的。报社头头，曾答应他等环境再宽松一点时，调他回来先当纸库的管理员，然后看形势发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把他这一点点希望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后，便有了远走高飞的念头。
到了边疆不久，他就发现原来允诺的条件，没有兑现任何一条——同类们每天在沙漠中修公路，于是怨言四起。特别是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那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戏开锣，老右重新成为射击的靶牌。加上当时一些同类与非同类，在1967年春天，逃离开沙漠的人越来越多——陈野便滋生了逃离无边无际大沙漠的念头。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劳改中队全体整体。陈野借口前一天把铁锹丢在了工地上，他要去工地把铁锹找回来。管理他的队长姓金，觉得平日埋头干活的陈野，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对他开了绿灯。他顺利地通过了警卫的岗哨之后，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前一天他已经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换下来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叶城方向跑去。叶城即古代的碎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长途汽车。天黑了在维吾尔族老乡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个边陲劳改队中的逃犯，还给了他两条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点，他就不辞而别上路了。
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这家维吾尔老乡；但是一个逃犯，无法对人家解释清楚，他只好在临行时，对着那间少数民族土房，鞠了三个大躬。之后，他不敢在原地久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着沙丘小路，步行了约有一百多华里，才到了叶城。他摸摸衣袋，里面的二百多元钱和百十斤粮票还在（这是他积累下来，准备外逃时用的），便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计划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车站有红卫兵盘查，他只好在叶城的三条小街上转来转去。头一夜，他是在麦秸垛里度过的；第二天，他还是没能登上汽车，新疆夜里很凉，他想找一个暖和一点儿的地方过夜。就在他踯躅于一家茶馆旁边时，叶城的警察见他行迹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对他进行了审问。
陈野最初告诉警察，他是四川来的记者——因为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
“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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