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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