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老右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画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人长得虽然清瘦，却很健谈。他的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着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者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中的寻觅得到了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画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笔纸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边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是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画来画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的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议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便立刻变成哑巴不说，我还会起身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黄肌瘦，有时也给他做点儿好吃的 ——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更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做饭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把推开我说：
“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儿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话时，严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和的面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一个昔日连一小平车芦苇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 “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争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瓶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在一天的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尸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祖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是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 的名义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的。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准备逃到原始森林时指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地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待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五七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母亲河。“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说。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读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他的这些话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是对着黄河流泪了。这一是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内蒙古准噶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到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蚊叮虫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大的晚上，我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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