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具体的当事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任何时候，面对它都是困难的。可是，如果你把空间放大一下，你马上就会释然了，正如王家庄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哪一天不死人呢?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好，他教导我们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斯大林同志说得更好，他在谈论起阵亡的将士的时候说：“死亡就是一个统计数据。”一个数据，的确是这样。三丫死了，王家庄的乱葬冈多了一个坟包，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三丫的命不好，真的不好。活着的时候都那样了，不说它了。死了，照理说不该再有什么了。可她的丧事就是办得没有一点样子，连一点丧事的样子都没有，喜气洋洋的了。出殡的时辰是在下午，大伙儿挺悲痛的，一起围着三丫的尸体，念叨她的好。谁能想得到王家庄热闹起来了呢?三丫的尸体还没有入殓，土家庄的鸡、鸭、鹅、狗、猫、猪、马、骡、牛、羊、兔、驴、鼠一下子出动了，热闹了。其实是有征兆的，一大早就有了迹象，谁也没有留意罢了。大清早最早撒欢的是那些母鸡们，它们并没有下蛋，可它们像生了龙凤胎的女人，大呼小叫的，撒娇了。而那些公鸡就更可笑了，它们平白无故地拿自己当成了雄鹰，企图在蓝天与白云之间展翅翱翔。它们蠢笨的翅膀无比地卖力，想飞，又飞不高，就从地面跳到围墙上去，再从围墙跳到屋顶上去，再从屋顶跳到树梢上去。它们在树巅上，像巨大而陌生的鸟。鸡一飞狗就跳了，这个是不用说的。狗一跳，动静大了，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全部出动了。它们雄赳赳，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还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嘴巴当武器，对着没有危险的前方慷慨赴死。它们没有仇恨，却义愤填膺，好像真理就在前方，等待它们去誓死效忠。它们飞腾、吼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而那些家畜和牲口显然得到了鼓舞，到底撂开了蹄子，龇着牙，还咧嘴，一副情欲难耐的样子，像发情了，骚得不行。就渴望交配。可是，当它们挣脱了缰绳，一公一母相互打量的时候，愣住了，水汪汪的眼睛迷惘得要命。它们没有情欲。公的并没有勃起，而母的也没有红肿。怎么办呢?不知道了。只能叫，只能跳。活受罪了，是守着活寡的样子。
三丫的尸体就是在这样乱糟糟的场景下面搬出呢?没想到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水里的鱼虾也折腾起来了。起初的水面还是好好的，平整如镜，偶尔也只是一两个水花。接下来却不一样了，水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走到河边，吓了一大跳，岸边的水面全是鱼的嘴巴，白花花的，却又是黑乎乎的，一张一闭，仿佛水鬼在召唤。还有虾。它们青黑色的背脊一溜一溜地贴着水面，脑袋一律对着河岸，长长的须漂在那儿，密密麻麻，看得人都起鸡皮疙瘩。而许多大鱼居然飘上了水面，它们躺着了，白色的大肚子一闪一闪，已经失去了力量，失去了它们神秘、优雅而又雍容的姿态。——这可是鱼啊!有人就跳进了水中。榜样的示范作用彻底地体现出来了，更多的人跳进了水中。到了这个时候，不只是家禽、牲畜和水里的鱼虾疯了，人也疯了。消息很快就传递到送葬的队伍里来了，有人捞出了鱼，有人捞到了虾，用“捷报频传”来说一点也不为过。捷报传来，送葬的队伍一下子喧哗起来，热闹了，松了，眨眼的工夫就溜掉了一大半。到后来，差不多走光了。他们在哪里呢?在河里。这可是从天而降的外快，错过了那可不是傻×么。要知道这可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想捞多少就捞多少。谁也没有料到共产主义就这样实现了。
哀伤被鲤鱼、鲢鱼、鲫鱼、鳊鱼、鲶鱼和虾取代了。人们忘了，三丫还在下葬呢。可话也要说回来，不能因为三丫下葬其他的人就不过日子。人们的心情好得要命。尤其是孩子。到了黄昏，河面上又漂上来一些鱼，但是，人们不要了。够了。这个傍晚的炊烟真是出格的妩媚，无比的轻柔，袅袅娜娜。伴随着夜色的降临，红烧与清蒸的气味蔓延开来了，很鲜，在厨房、天井、猪圈、草垛、巷口和晚霞的边沿飘荡，笼罩了王家庄。盛大的鱼虾晚宴开始了。人们在吃鱼。人们依靠嘴唇与舌头的精妙配合，把鱼肉留在了嘴里，而把鱼刺剔在了外面。就在家家户户吃鱼的时候，王家庄突然响起了笛子的声音。笛子到底是笛子，俗话说得好，“饱吹笛子饿吹箫”，一语道破了笛子和箫的区别。箫是凄凉的，它千回百转，哀伤，幽怨，不如意，一脑门子心思，是吃不饱肚子的穷酸秀才们喊冤的方式，自哀自怜了。笛子不一样，笛子饱满，激越，悠扬，有充沛的吐气，体现出酒足饭饱的气象，荡气回肠。谁会在这样的时刻不好好吃鱼，跑出来吹笛子呢?当然是王大贵了，气息和指法
都在这儿呢，听得出来的。王大贵吹的是《我为公社送公粮》。这个曲子有它的难度，气息要饱满不算，关键是指法，有一大串忙碌而又豪迈的跳音。想想看，家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趁着阳光明媚，秋高气显而易见了，一定是人欢马嘶，手舞足蹈，不用跳音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说明广大社员对公社——也就是“国家”——憨厚的、痴迷的、一竿子到底的、无条件的爱。王大贵在吹，说得高级一点，在演奏。他拚了命地吹，竭尽了全力。因为用力过猛，好几次都失声了。可以想见，他的十个手指头这会儿正像扑灯的飞蛾，啪啦啪啦地颤动。王大贵肯定是在用他的曲子送他的女儿了，希望三丫到了阴间好好劳动，不要忘记了送公粮。既然大贵卖力气，那就听着吧。挺好听。一边吃鱼，一边纳凉，一边听曲子，这样的好日子哪里有?今天是个好日子，千年的光阴不能等，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谁能想到王家庄会有今天?谁也想不到。王家庄就是天堂。
但王家庄到底不是天堂。王家庄只是王家庄。就在当天的夜里，在凌晨，所有的人都还流淌着口水、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大地突然变成了水，波动起来了。波动起来的大地再也不像平日里那样厚实了，一下子柔软得要命，娇气得很，像小嫂子们的肚皮，十分陶醉、十分投入地往上拱。这一拱王家庄就醒了。即刻明白了过来，地震了。但只是一会儿，令人陶醉的波动顺着大地的表面去了远方，“嗖”地一下，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再也无迹可求。人们冲出了房门，不少社员顺手操起了锄头和扁担。他们在等，等它再来，他们要和地震作最后的搏斗，有种你就再来。而那些睡得太死的庄稼人并没有感受到大地迷人的扭动，他们黑咕隆咚地站在地上，心里头只有遗憾，反而憧憬起来了。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地能再波动一次，他们就是想看一看大地是如何像小嫂子的肚子那样不要命地往上拱的。
人们彻底失去了睡意。在漆黑的夜里，他们扶着钉耙，还有锄头。他们开始讨论了。王瞎子已经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王瞎子呢?王瞎子四处走动，对他来说，黑夜和白天是一样的，反而方便了。王瞎子到处发表他的权威性的看法。就在天快亮的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湿漉漉的凌晨传来了吴蔓玲的声音，她的声音在雾蒙蒙的水汽中特别的洪亮。吴蔓玲的讲话时间并不长，提纲挈领，主要表达了三点意思。第一是警告。她警告了王家庄的敌人，不要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那将是徒劳的；第二则是祝贺。吴蔓玲热情洋溢地告诉王家庄的社员同志们，他们在与地震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吴蔓玲从全局出发，对抗震工作做了全面的展望，她告诉王家庄的社员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最后的胜利属于谁呢?当然是王家庄。
和以往一样，吴蔓玲在高音喇叭里说得最多的其实只是一样东西，那就是“胜利”。吴蔓玲这样说，显然带有王家庄的特色了。要是细说起来，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吃的，穿的，喝的，这些东西都很要紧。然而，在胜利面前，这些东西就次要了，它们是附带的。人们要吃，要喝，要穿，首先是因为胜利就在前面。你不吃不喝，你就走不到那里去。同样，你光着屁股，走到胜利的面前你也不体面。“胜利”是什么?胜利就是结果。反正什么事情都是有结果的，这就等于说，在王家庄，什么事情都可以导致胜利。因为经历的胜利太多了，王家庄在胜利的面前自然就表现出了麻木的一面。但这麻木不是一般的麻木，骨子里是大气，有了恢宏的气度。
接下来王家庄才知道，真正地震的可不是王家庄，而是一个叫唐山的地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家庄的。中央的消息把地震这件事推向了高潮，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的消息同样把地震这件事带向了尾声——这件事和王家庄没什么关系嘛。但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唐山在哪儿呢?这件事伤脑筋了。王家庄没有一个人知道，连王瞎子都不能确定。王瞎子倒是抬起头来了，拚了命地挑眉毛，用他并不存在的眼睛对着远方眺望了好半天，最后很有把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很远。非常远。”
王家庄的人们知道了，唐山“很远”。唐山“非常远”。
“远”是个好东西。在地震面前，“远”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东西了。“远”了安全。“远”有一个好处，它不可企及了，变成了梦。一不疼，二不痒。谁听说梦“疼”了?没有。谁听说梦“痒”了?没有。“远”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事实带上了半真半假的性质。既然半真半假，那还打听它做什么。那不是瞎操心么。王家庄在最短的时间里头就把唐山忘了，趁着人多，嘴巴一调头，立即杀了一个回马枪，重新把三丫捡了回来。说说三丫的性格，还有三丫的长相。当然，三丫下土了，其实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三丫长什么样?
三丫到底长什么样?这个问题把端方缠住了。端方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记得三丫分开的腿，她不安的腹部，她凸起的双乳，她火热的皮肤，甚至，她急促的呼吸。这些都很清晰。但是，端方的记忆到此结束。到了脖子的上半部分，端方就再也想不起三丫的模样来了。三丫留给端方的记忆是无头的，他就是记不得三丫的脸。那张脸和端方曾经靠得那样近，端方就是想不起来了。三丫到底长成啥样呢?
这个问题几乎让端方发疯了。他想不起来了。一点点也想不起来。端方用力地想。可记忆就是这样，当你用力的时候，离本相反倒远了。
端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门并没有拴，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门里头关着的是一只虎，不要招惹它。谁招惹了，它第一个就会扑向谁。
沈翠珍和红粉一直站在堂屋，空着两只手，不知道做什么好。从三丫的尸体拖回来的那一刻起，这个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丝阳气，寒飕飕的，倒像是死人了。端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天多了，没有吃，也没有喝。沈翠珍装得很镇静，心里头到底不干净。虽说三丫的死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可在三丫和端方的关系上，她毕竟打了坝。心里头还是自责的，不敢说出来罢了。所以不放心，在等。不知道端方要对她说什么。
王存粮在天井里盘旋了半天，回到屋子里来了。他瞟了房门一眼，欲言又止的样子。最终还是掏出烟锅，在门口蹲下了。王存粮对着烟锅吧嗒了几口，满脸的愁容，小声说：“今年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家过不去?”红粉不爱听这样的话，连忙把王存粮的话茬子接过来了，说：“不顺遂的话不要说。什么和我们家过不去，关我们家什么事?”王存粮从嘴里拿下烟锅，在空中戳了戳，说：“三丫就这么没了。”红粉说：“生死在天，富贵在命。不关我们家的事。”王存粮拧起眉头，说：“三丫就这么没了。”红粉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别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捡，又不是钱包。”王存粮不想和红粉唠叨，抬起头，却去看沈翠珍，说：“你也是的，你就让他们好，何至于这样?”沈翠珍最怕的就是这句话。现在，王存粮把这句话挑开了，她沈翠珍怎么承受得起。刚想开口，红粉说话了。红粉说，“这个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个怪不得她。端方是她生的，她管教自己的儿子，犯不着任何人。照我说，胳膊肘往里拐，也是该派的。”沈翠珍把红粉的话全听在耳朵里，要是换了平时，这句话沈翠珍其实是不爱听的。可今天不一样了，难得她在这个问题上不糊涂了，还替自己说了话。沈翠珍的眼眶子一热，承情了。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房门虚掩上了。沈翠珍坐在床沿上，想起了三丫，热烫烫的泪水一阵又一阵地往外涌，又不便大声地哭，两只手就那么放在床框上，来来回回地搓。就这么流了一会儿的泪，却听到了堂屋里的动静，沈翠珍连忙把眼睛擦干了，出了房门。果然是端方起来了，堵在门框里，像一个恶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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