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一百年前，商家还挤不进中国的正史。明清晋商，则连野史也不着痕迹。因此，晋商吸引我的，不在他曾富可敌国，而在他从不曾形诸文字。
咸丰初年，眼瞅着太平天国坐大，清廷就是奈何不了。光是筹措繁浩的军饷，就叫朝廷窘迫之极。那时的中央财政，实在也没有太多腾挪的余地，国库支绌，本是常态。遇到出了事，需要用兵的时候，那还不要命啊？就是新开苛捐杂税，也救不了一时之急的。
面对危局，在一班大臣的策划下，朝廷最先出台的一项“筹饷上策”，就是“奏令各省，劝谕绅商士民，捐助军饷”。
只是这个“捐”字，并非“捐献”、“募捐”的那个“捐”，而是“捐纳”的“捐”。说白了，就是出钱买官的意思。这项特殊政策，其实也就是号召天下有钱人，踊跃买官；朝廷拿卖官所得，打点军饷。从官面上说，响应号召，积极“报捐”，那是爱国忠君，报效朝廷的高尚义举；中央吏部依据你“捐纳”的多少，发你一张相当的做官执照，则是皇上对你的奖赏。
这本来是应急之举，可诏令发布下去，响应却不踊跃。身处乱世，再有钱的人，花钱也谨慎了。何况谁也明白，朝廷敞开出卖的官位，大多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衔。太平时候，顶个官场虚衔，还有心思炫耀炫耀，乱世要它做甚！
但军情危急，国库空虚，朝廷紧等着用钱呢，不踊跃也得叫你踊跃。哪里不踊跃，就是那里的钦命疆臣“劝捐”不力。朝廷的压力施加下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富庶的省份。
那时在全国的富庶省份中，谁家在榜首呢？
说来叫人难以相信，居然是广东和山西。“湖广熟，天下足”。广东又是最早开海禁的地方，列于首富，不足为怪。晋省山右居然与广东并列在前位，现在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了。
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省之富庶可见矣。而广东尤系著名富厚之区。若能于此两省中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这是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惠亲王等上呈皇上的一道奏折。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这类奏折呈上来，都是要皇上吃大户，诏令粤、晋两省扛大头，多多“捐输”。有一位叫宋延春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居然将晋人在京师做银钱生意的字号，开列了一张清单，作为上奏的附片，“恭呈御览”。奏折上说，这些字号“各本银约有一千数百万两”，应饬户部，“传集劝输”。
着了急的皇上，也就不断把催捐的“上谕”，发往粤、晋两省的督抚衙门，严令“通饬所属，广劝捐输”，不得以任何托词卸责。
咸丰三年这一年，山西民间的“绅商士民”买官捐输的银两，为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居于全国各省之首。这年全国的民间报捐，也不过四百二十万七千九百一十六两，山西占了百分之三十八，真是扛了大头。
只是，这似乎也并未叫朝廷满意，依然不断派大员下来查访、催捐。下面这道“上谕”，是咸丰四年八月，皇上下达山西巡抚恒春的，不满之情，溢于字间：
载龄、崇实奏沿途访查晋省捐输、盐课各情形等语。据奏，山西去岁续办捐输，至今未算成数。该侍郎等所过平定、榆次、徐沟、平遥、介休等州县，最为殷实，亦多迁延未交，皆由各商民因贸易收歇，藉词亏折，捐款未免观望……山西系饶富之区，所有免商捐款，着恒春严饬所属，开诚布公，实力劝捐，勿令捐生等有所藉口。
从咸丰初年开了“劝捐”的先河，一直到光绪末年，在山西做巡抚的大员，差不多都为如何完成朝廷派下的捐输任务而头疼。朝廷总是张着无底洞似的大嘴，吮吸着山西不放，那是因为当时的山西实在太富了。
“晋省富饶，全资商贾。”在明清之际，以商贾贸易致富一方而名满天下的，南有徽商，北有晋商。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有云：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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