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一种黑蜘蛛，雌的比雄的大好几倍，把它们摆在一起，就好比一个五尺男人娶了圣约翰大教堂钟楼那么高的女人做妻子。
雌的黑蜘蛛坐镇网中心结网，雄蜘蛛无所事事，枯坐网的边缘静候使唤。它的任务只是交尾，完了，就当它妻子的粮食。所以常见的是雌蜘蛛。
雌的黑蜘蛛别号“黑寡妇”，它会喷出一种毒液来麻醉虫豸，捕获食物。人类憎恶蜘蛛，对它有诸多迷信，见了就打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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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年，盂兰节前夕，黄得云几经奔波，汗湿了数不清的衣衫，踩破了两双黑布鞋，最后才在太平山济公圣庙水月宫旁边的斜街找到母子栖身之所，一房一厅简陋的瓦屋，进屋把箱笼往木板床一放，坐在竹凳拽起衣角拭汗。她把那张有四根床柱、大得像间屋子的弹簧床留在跑马地的唐楼，决心从头过日子。黄得云望着低矮的门墙，庆幸自己的决定，眼前就是拆了两扇薄门，也搬不进那弹簧床。
找个栖身之处比她想象中的困难多了，黄得云以为那场香港开埠以来最严重的鼠疫过后，两万华人为抗议殖民政府严厉规定的新住宅条例，携家带眷愤而离开殖民地，回转广东老家，华人聚居的太平山区一带应该空屋遍置才是。其实不然，香港在瘟疫缠绵之中，人口陆续增加，先是从北美、澳洲、南洋来港定居的华工，再就是走避华北义和团之乱携金带眷南下的新移民。他们挤在这全无自然资源，无地可耕，长不出一粒稻子的石头岛，为了糊口安身立命，做种种营生。
济公圣庙水月宫附近的居民，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出卖体力劳动从事各种手工业，全家数口挤在坡岭蜂窝似的小木屋。他们以水月宫庙场为中心，自成一个小社会。这一带是港岛西区堆栈粮食的集散地，除了米栈之外，藤器店、竹器店、制油纸伞、箍木桶、卖花布的、打石雕碑的小工厂分列水月宫两旁，清一色家庭手工业。庙场上卖烧鸭猪杂的熟食摊，鱼蛋鱿鱼小吃的大排档，算命的、磨刀、剃头的扯开喉咙招揽生意，吆喝声此起彼落好不热闹。
黄得云雇了辆人力车把原本为去倚红阁重操旧业而收拾的箱笼搬到新家住了下来。邻居周嫂是个年轻的寡妇，公元一八九四年那场鼠疫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染疫前两天，周嫂厨房刚做的咸菜腐烂生虫，算命的告诉她这是家败的预兆。梳头时，簪钗断折，不祥之感应验了。丈夫下地后，她矢志不再嫁，守丧期满后仍是一身黑胶绸衣裤，寡紧一张窄脸，不苟言笑。她在香港无亲无戚，亏她厨下有手艺，做得一手道地的番禺家乡菜，在上环闹市文咸东街和皇后大道中的三元茶楼当二厨自食其力，食客吃的婴儿拳头一样大的烧卖便是出自她的手。
周嫂见新邻居年纪与她仿佛，拖了个小男孩，好像没有男人，也不见亲戚来往走动，屋子无声无息，以为和自己同病相怜，也是寡妇。禁不住好奇，假装拾起一条被风吹落的毛巾，敲门让黄得云认领。相熟之后，听说她在茶楼当厨师，黄得云遗憾自己手笨，做不来美味羹汤。
“大家姐，如果你有意，我试试帮你揾工，也不一定茶楼，我看你不靠那点工资，当做是赚钱买花戴，有个去处……”周嫂意味深长地叹了口长气，“成天闷在家里，日深夜更长……”
当天晚上黄得云躺在硬硬的，仍旧很不习惯的薄木板床上，细细体味周嫂的那句话。眼睁睁了无睡意，索性起身，掀开一角竹帘，窗外半边残月，月色并不皎洁，黄得云把竹帘整个拉起，让那清幽幽的月光拥入屋内，充塞每一个需要填满的角落。
隔着一层薄墙，周嫂那边似有动静，床上的人辗转翻身，摇得竹床咯吱咯吱响。同病相怜的失眠人。黄得云记起长春堂的阿嫂悄悄向她透露，老中医的中药店有一样东西是专门卖给死了丈夫的寡妇。
“样子做得像真的，那么长短……”
和她无话不说的阿嫂附在她耳根形容。黄得云边听边掩嘴咬牙笑骂那些寡妇不要脸。两个女人挤眉弄眼说得有滋有味。
“你不要说年纪轻轻，一个人过……”阿嫂倒有几分同情，“夜夜眼光光睡不着，挨得面色青青黄黄，怎么办？有的故意把豆子撒下地，逐粒逐粒捡，捡完了豆子，天也该亮了！”
黄得云掩了竹帘，躺在黑暗里。似睡非睡中，似乎有道光闪忽了一下，她以为是从隔壁墙缝透射过来的，会是周嫂半夜起身点油灯？黄得云苦闷的翻了个身，朦胧中响起一阵哗啦哗啦撒豆子的声音，黄得云慌慌的拉过床单，蒙头蒙脸把自己盖住，躲在被单下替周嫂遮掩羞耻。
窗外的雨哗啦哗啦下着，一滴滴打着屋瓦，直落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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